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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父母（第1页）

“铭艳恭请父母福安。”凤铭艳依着规矩向上座的父母请安。上首的中年夫妇微微颔首，让铭艳坐下了。

“铭艳这孩子，倒是越来越规矩了。”说话的是铭艳的父亲凤宸。一旁的妇人倒是笑嗔道：“老爷也真是，咱们家女儿什么时候出过岔子的，倒是老爷你，别光说女儿，这么热的天，也当心自己啊~”

铭艳闻言也只是笑笑，垂下眼睛，思绪不知道飞向哪边了。

古人的家庭关系特别“封建”吗？家长对于孩子有绝对的话语权吗？夫妻之间感情淡漠吗？如果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会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远比想象中复杂。对于第一手资料、古籍的钩沉，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历史时期的自我、人际和历史事件，窥见历史中的心态与真相。就像美国历史学家、华盛顿大学教授伊佩霞在《追怀生命》一书序言中所写的，制度、观念和重大事件是还原历史的基本条件，但只有当我们聚焦个体人物的遭遇和故事时，历史才变得鲜活起来。

平凡个体的故事是观察古代家庭生活的重要切入点，因为正是那些无名的、没有仕宦经历的男子，贞妇、节妇以外的女性还有普通的孩子组成了普通的家庭。而他们的故事甚少出现在正史和地方志之中。又应该向何处寻觅呢？

通过对于古籍资料的考察，伊佩霞发现，由私人撰著、纪念死者为目的的传记文体墓志铭，有机会让人们看到古代家庭生活的样貌。为早夭孩子而作的墓志铭，展现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亲子关系并非总是父母无情地牢牢地控制儿女这样的形态，事实更加鲜活也更为复杂。那些为未成年子女所写的墓志，会有一些普通墓志没有的细节——成年人的墓志通常都会有比较明显的赞颂美德的公式——比如说哪个孩子直到五岁才会走路、哪个女孩在祖母与母亲之间左右为难。通过还原这些孩童成长中的细节，那些无关孩子品格、节操或者前途的轶事，父母流露出舐犊情深的感情。唐诗人王梵志的诗句，“父母怜男女，保爱掌中珠”就证明了在父母眼中，无论男孩女孩都是掌上明珠。这样真实自然的关系令人感动，也挑战了古往今来中国父母都是“重男轻女”的结论。

墓志对于了解传统中国女性生活同样非常重要：与列女传相比，墓志铭提供了更为完整的生命图像，展现了她们在一生各个阶段中担当的角色，更能透露她们情感经历以及她们如何权衡家庭关系。墓志铭的作者通常为她们的亲人，像是丈夫、兄弟或儿子。虽然现存墓志中男性墓志的数量远超女性墓志，但就记载真实生活的价值而言，女性墓志铭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唐代文人权德舆在为亡女写作的墓志铭《独孤氏亡女墓志铭并序》中，表现得震惊、悲痛、一蹶不振，仿佛不承认她早逝的事实，末尾感慨道，我已经老了，还做什么文章呢？恐怕他人不知道我女儿的贤德罢了。“吾老矣，岂以文为？惧他人不知吾女之茂实，故隐痛而铭……”

另外一篇感人的墓志铭来自清初著名诗人、学者钱澄之为其姐撰写的《方氏姊墓志铭》。文中，他没有将姐姐写成大贤大德的命妇，而将她描述为一位平凡的、爱哭泣的普通女性。“姊性多哀伤，易于哭，晚年尤甚：晚年尤甚：语及母氏则哭，语及伯颖（丈夫名）则哭，予兄弟每见面则哭，其去也又哭。人皆谓姊善悲……”对于姐姐善哭、爱哭的观察传达着身为弟弟的同情。她是他亲近的姐姐，不是传记中的烈女，因此性情上并不完美，还十分软弱，总是哭哭啼啼的。但这样的软弱也是值得原谅的，因为姐姐遇到过许多不幸，他充满体谅地写道，“抚今追昔，触事感怀，亦毋怪乎其悲也。”

为姊妹书写的墓志铭有着丰富的表达空间，写作者凭借自己的回忆记录了许多生活中的琐碎细节，研究者评价道，这与为母亲和妻子的又不相同，因为不需要毕恭毕敬地为亡母歌功颂德，也不用像为亡妻写作时常常避嫌。弟弟为姐姐撰写的墓志铭亦体现了已嫁女子与娘家的密切关系。就像这篇结尾处，钱澄之阐明写作的旨意，是为了让后代的人都知晓，他们是一母所生的姐弟，“百世而下，知为同产”。

事实上，女性不仅是被悲悼的对象，也是这类文体的书写者。据统计，现存女性撰写的墓志不超过五十份，其中大部分成文于明清时期，这些墓志为人们提供了聆听女性声音的难得机会。可能会引起当代读者兴趣的是一位唐朝女子为丈夫撰写的墓志铭，她在这篇短文中安慰婆婆：家中有地、足以养活家庭，家中也有书籍，足以教育孩子成才，既然生死都是天意，就没有悲哀的必要：“家有南亩，足以养其亲；室有遗文，足以训其子。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达此理，哀复何言？”。她并不觉得应该为丈夫的早逝而过度悲痛，相反，应当更好地利用家庭资源、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职责。透过这几行豁达的文字，可以窥见唐代女子的教养与生活理想。

墓志铭亦是观察古代夫妻生活和情感观的窗口。“琴瑟和鸣”为唐代墓志中常见的主题，许多墓志都能体现丈夫对妻子的温情回忆，以及立誓不再娶之类的文字。相对来说，妻子对丈夫的墓志留存甚少，然而仅存的几篇却也传递出了女性的视角、教育程度以及人生见解。与唐人重视“凤凰于飞”“琴瑟和鸣”相比，宋代墓志铭更关心妇女和婆家成员是否关系和谐以及寡妇的生活。到了明代，甚至出现了标准化的歌颂妇女的语言。直到十七世纪，这样的“重情观”才有所削减。不过，这也并不能说明清朝以后的夫妻关系就变得冷漠。桐城派文人方东树对于亡妻的墓志铭展现了他对妻子的尊重与依恋，他将妻子称为“良友”，强调他们这对夫妻在精神上的深刻联结。

多年来，因为盗墓、土崩、建筑工程和考古发掘，大量的墓志出土，有些完整无缺，有些残而不全。而这些新发现逐渐扩大了供历史学家参考使用的史料库。墓志铭为人们提供了有关性别观和家庭生活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依托这些资料，人们得以了解传统中国社会真实的情感和家庭状况，重新发现夫妻、兄弟姐妹、亲子之间究竟是如何相处的。

上文已经讲述，一方面，对于古籍资料的重新解读，能让人们看到更加完整与丰富的历史，了解真实的情感与关系。另一方面，对于古籍材料的新发掘也能更新人们对古代社会的认知。界面文化曾报道，从八十年代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便关注着这类刻在窑器上的浅显诗歌。据他统计，这类诗歌大概有120首，极大地丰富了唐诗，让我们读到了精英阶层之外、属于社会下层的唐人写的诗。这些诗歌本身“并不高明”：百姓写鱼因为贪食而咬钩，被钓上来后“悔不忍饥”。陈尚君评价说，这样的讲法是非常世俗的，但这样的说法却同样被人们认可。

现实中，古籍整理面对诸多困境。整体的社会基础薄弱，是当今古籍普及与整理工作的最大的困难，就像一位学者指出的，“古人说的八岁入小学，一年视离经辨志，于今在大学阶段都难以做到。”（语出《礼记·学记》，意为分析经籍义理，读断文句，辨别学习之意向。）这点出了古籍普及的重点在于增强古籍在普通读者中的社会基础。

在一篇名为《古籍整理出版的困境与出路》的文章中，来自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作者，通过对于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现状的总结，预见了一种轻型化、便携化的古籍普及形式。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知识更新速度增速的情况下，除了人文教授和专业读者，一般读者没有时间像过去一样按部就班、逐张逐句地阅读典籍，需要用古籍中的思想、通俗的语言领略古籍的精华。这使得古籍的普及形式发生变化，转向便携与小型化、电子化与网络化的形式，读者能够随时阅读、随时放下。

在生前最后一部小说《钦天监》中，作家西西感慨道，小说中写，藏书阁收藏了天下的知识宝藏，表现了穷尽世间知识的野心，而那些光彩夺目的中国学问应当有更多的见证人。

铭艳此刻无比庆幸：自己兄长和自己倒是争气，一个拜师伏羲上神，一个拜师女娲上神，若换做别人，自己那无“主见”的母亲在这深不见底的大宅院里面只怕是尸骨无存了。

“铭艳恭请父母福安。”凤铭艳依着规矩向上座的父母请安。上首的中年夫妇微微颔首，让铭艳坐下了。

“铭艳这孩子，倒是越来越规矩了。”说话的是铭艳的父亲凤宸。一旁的妇人倒是笑嗔道：“老爷也真是，咱们家女儿什么时候出过岔子的，倒是老爷你，别光说女儿，这么热的天，也当心自己啊~”

铭艳闻言也只是笑笑，垂下眼睛，思绪不知道飞向哪边了。

古人的家庭关系特别“封建”吗？家长对于孩子有绝对的话语权吗？夫妻之间感情淡漠吗？如果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会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远比想象中复杂。对于第一手资料、古籍的钩沉，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历史时期的自我、人际和历史事件，窥见历史中的心态与真相。就像美国历史学家、华盛顿大学教授伊佩霞在《追怀生命》一书序言中所写的，制度、观念和重大事件是还原历史的基本条件，但只有当我们聚焦个体人物的遭遇和故事时，历史才变得鲜活起来。

平凡个体的故事是观察古代家庭生活的重要切入点，因为正是那些无名的、没有仕宦经历的男子，贞妇、节妇以外的女性还有普通的孩子组成了普通的家庭。而他们的故事甚少出现在正史和地方志之中。又应该向何处寻觅呢？

通过对于古籍资料的考察，伊佩霞发现，由私人撰著、纪念死者为目的的传记文体墓志铭，有机会让人们看到古代家庭生活的样貌。为早夭孩子而作的墓志铭，展现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亲子关系并非总是父母无情地牢牢地控制儿女这样的形态，事实更加鲜活也更为复杂。那些为未成年子女所写的墓志，会有一些普通墓志没有的细节——成年人的墓志通常都会有比较明显的赞颂美德的公式——比如说哪个孩子直到五岁才会走路、哪个女孩在祖母与母亲之间左右为难。通过还原这些孩童成长中的细节，那些无关孩子品格、节操或者前途的轶事，父母流露出舐犊情深的感情。唐诗人王梵志的诗句，“父母怜男女，保爱掌中珠”就证明了在父母眼中，无论男孩女孩都是掌上明珠。这样真实自然的关系令人感动，也挑战了古往今来中国父母都是“重男轻女”的结论。

墓志对于了解传统中国女性生活同样非常重要：与列女传相比，墓志铭提供了更为完整的生命图像，展现了她们在一生各个阶段中担当的角色，更能透露她们情感经历以及她们如何权衡家庭关系。墓志铭的作者通常为她们的亲人，像是丈夫、兄弟或儿子。虽然现存墓志中男性墓志的数量远超女性墓志，但就记载真实生活的价值而言，女性墓志铭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唐代文人权德舆在为亡女写作的墓志铭《独孤氏亡女墓志铭并序》中，表现得震惊、悲痛、一蹶不振，仿佛不承认她早逝的事实，末尾感慨道，我已经老了，还做什么文章呢？恐怕他人不知道我女儿的贤德罢了。“吾老矣，岂以文为？惧他人不知吾女之茂实，故隐痛而铭……”

另外一篇感人的墓志铭来自清初著名诗人、学者钱澄之为其姐撰写的《方氏姊墓志铭》。文中，他没有将姐姐写成大贤大德的命妇，而将她描述为一位平凡的、爱哭泣的普通女性。“姊性多哀伤，易于哭，晚年尤甚：晚年尤甚：语及母氏则哭，语及伯颖（丈夫名）则哭，予兄弟每见面则哭，其去也又哭。人皆谓姊善悲……”对于姐姐善哭、爱哭的观察传达着身为弟弟的同情。她是他亲近的姐姐，不是传记中的烈女，因此性情上并不完美，还十分软弱，总是哭哭啼啼的。但这样的软弱也是值得原谅的，因为姐姐遇到过许多不幸，他充满体谅地写道，“抚今追昔，触事感怀，亦毋怪乎其悲也。”

为姊妹书写的墓志铭有着丰富的表达空间，写作者凭借自己的回忆记录了许多生活中的琐碎细节，研究者评价道，这与为母亲和妻子的又不相同，因为不需要毕恭毕敬地为亡母歌功颂德，也不用像为亡妻写作时常常避嫌。弟弟为姐姐撰写的墓志铭亦体现了已嫁女子与娘家的密切关系。就像这篇结尾处，钱澄之阐明写作的旨意，是为了让后代的人都知晓，他们是一母所生的姐弟，“百世而下，知为同产”。

事实上，女性不仅是被悲悼的对象，也是这类文体的书写者。据统计，现存女性撰写的墓志不超过五十份，其中大部分成文于明清时期，这些墓志为人们提供了聆听女性声音的难得机会。可能会引起当代读者兴趣的是一位唐朝女子为丈夫撰写的墓志铭，她在这篇短文中安慰婆婆：家中有地、足以养活家庭，家中也有书籍，足以教育孩子成才，既然生死都是天意，就没有悲哀的必要：“家有南亩，足以养其亲；室有遗文，足以训其子。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达此理，哀复何言？”。她并不觉得应该为丈夫的早逝而过度悲痛，相反，应当更好地利用家庭资源、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职责。透过这几行豁达的文字，可以窥见唐代女子的教养与生活理想。

墓志铭亦是观察古代夫妻生活和情感观的窗口。“琴瑟和鸣”为唐代墓志中常见的主题，许多墓志都能体现丈夫对妻子的温情回忆，以及立誓不再娶之类的文字。相对来说，妻子对丈夫的墓志留存甚少，然而仅存的几篇却也传递出了女性的视角、教育程度以及人生见解。与唐人重视“凤凰于飞”“琴瑟和鸣”相比，宋代墓志铭更关心妇女和婆家成员是否关系和谐以及寡妇的生活。到了明代，甚至出现了标准化的歌颂妇女的语言。直到十七世纪，这样的“重情观”才有所削减。不过，这也并不能说明清朝以后的夫妻关系就变得冷漠。桐城派文人方东树对于亡妻的墓志铭展现了他对妻子的尊重与依恋，他将妻子称为“良友”，强调他们这对夫妻在精神上的深刻联结。

多年来，因为盗墓、土崩、建筑工程和考古发掘，大量的墓志出土，有些完整无缺，有些残而不全。而这些新发现逐渐扩大了供历史学家参考使用的史料库。墓志铭为人们提供了有关性别观和家庭生活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依托这些资料，人们得以了解传统中国社会真实的情感和家庭状况，重新发现夫妻、兄弟姐妹、亲子之间究竟是如何相处的。

上文已经讲述，一方面，对于古籍资料的重新解读，能让人们看到更加完整与丰富的历史，了解真实的情感与关系。另一方面，对于古籍材料的新发掘也能更新人们对古代社会的认知。界面文化曾报道，从八十年代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便关注着这类刻在窑器上的浅显诗歌。据他统计，这类诗歌大概有120首，极大地丰富了唐诗，让我们读到了精英阶层之外、属于社会下层的唐人写的诗。这些诗歌本身“并不高明”：百姓写鱼因为贪食而咬钩，被钓上来后“悔不忍饥”。陈尚君评价说，这样的讲法是非常世俗的，但这样的说法却同样被人们认可。

现实中，古籍整理面对诸多困境。整体的社会基础薄弱，是当今古籍普及与整理工作的最大的困难，就像一位学者指出的，“古人说的八岁入小学，一年视离经辨志，于今在大学阶段都难以做到。”（语出《礼记·学记》，意为分析经籍义理，读断文句，辨别学习之意向。）这点出了古籍普及的重点在于增强古籍在普通读者中的社会基础。

在一篇名为《古籍整理出版的困境与出路》的文章中，来自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作者，通过对于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现状的总结，预见了一种轻型化、便携化的古籍普及形式。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知识更新速度增速的情况下，除了人文教授和专业读者，一般读者没有时间像过去一样按部就班、逐张逐句地阅读典籍，需要用古籍中的思想、通俗的语言领略古籍的精华。这使得古籍的普及形式发生变化，转向便携与小型化、电子化与网络化的形式，读者能够随时阅读、随时放下。

在生前最后一部小说《钦天监》中，作家西西感慨道，小说中写，藏书阁收藏了天下的知识宝藏，表现了穷尽世间知识的野心，而那些光彩夺目的中国学问应当有更多的见证人。

铭艳此刻无比庆幸：自己兄长和自己倒是争气，一个拜师伏羲上神，一个拜师女娲上神，若换做别人，自己那无“主见”的母亲在这深不见底的大宅院里面只怕是尸骨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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