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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天战事（第2页）

同日，航行在大西洋上的丘吉尔再次致电香港政府，鼓励全体守军血战到底。其电文曰：“汝等能多抵抗敌军一日，对于全球之盟军仍能有所贡献。”——听着都不那么带劲儿。

就在英军浴血奋战，困守孤岛的同时，四面的噩耗不断传来。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遭受重创，别说拉出来进攻，连自保都悬乎。日军此时已经在菲律宾登陆，美军连那里都无力增援，更不要说抽出兵力支援香港。

靠自己人也已不可能。就在香港战役打响的第三天，从新加坡传来噩耗，英国远东舰队的两艘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连同司令官菲利普斯中将，被日本海军航空兵干脆利落地送进了海底，日第二十五军正穿越马来半岛的丛林向着狮城新加坡快速挺进。那边已是自顾不暇，彻底打消了香港守军等待英军外援的指望。

在北面，日中国派遣军为了防止重庆方面在香港、泰国等地作战友军的侧后搞牵制活动，策划实施了第三次长沙会战，将国军第四战区主力牢牢牵制在华中方面。之前英军苦战的一个原因，在于重庆的驻港代表陈策告诉英军，60000多名中国军队正在向边境集结，很快就会在敌人侧后发起大规模进攻。莫尔特比在20日上午曾接到国军进军深圳的消息，并经陈策向余汉谋确认。陈策此后再未接获过国军电报，但还是在22日早上“伪报”国军已兵分三路南下驰援，以鼓励守军继续战斗下去。事实上，国军后来也的确曾进抵惠阳及宝安一带，但当时香港已经投降。且长沙战况告急，这部国军只好掉头北上。

19日和20日，港岛各处呈现出混战的状态，武器装备和人数明显占优的日军渐渐占得上风。日军攻占黄泥涌山峡后，控制了水库，不但将守岛东西两旅分割开来，也切断了香港市街的供水。几天不吃饭还能坚持，但是一天不喝水都不行。断水成为英军很快投降的重要诱因。在这里，日军还从一位战死的英军军官身上发现了岛内的防御配置地图，自此，日军对英军各处的重要火力点一目了然。北岛所属重炮部队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这些据点很快被日军炮火一一拔掉。

21日下午，莫尔特比向杨慕琦表示战败在即，为避免造成更多士兵及平民伤亡，请求考虑投降，杨慕琦亦随即电告伦敦。伦敦当局并未完全掌握战局，亦不希望香港过早投降，打击英军在其地战场的士气。航行途中的丘吉尔以及伦敦均致电香港，希望能做最后的坚持。22日凌晨，杨慕琦和莫尔特比接到回电后决定继续坚守。

战况仍在持续恶化。此时的维多利亚城内，煤气、电力中断，卫生环境日差，传染病横行，日军的轰炸导致不少市民死亡。随着水和粮食的日渐短缺，一些市民开始乘坐舢板和小船逃离港岛。

12月25日上午，港督杨慕琦发表圣诞文告，鼓励士兵继续奋勇作战。但岛上的防御体系已告崩溃，残余部队被困在岛屿南端狭长的赤柱半岛上。一队队日军在城市街道上横行无忌。在香港圣斯蒂芬学院，日本兵用刺刀一口气挑死了64名英国伤兵，之后对78名女医生和女护士集体奸杀。为了掩盖兽行，他们砸掉所有的家具，堆在这些人身上付之一炬，其野兽本性暴露无遗。

防守香港总督府所在区域的主力部队也行将溃败。圣诞节上午9时，日军释放了两名俘虏，一个英国退伍少校和一个平民，让他们再次带信给莫尔特比。信中说，“继续抵抗已属徒劳，日本停火3小时让英国人下决心”。

杨慕琦再次拒绝了日军的劝降，日军即时大举进攻。15时45分，莫尔特比向杨港督报告，主要阵地全部失陷，炮弹所剩无几，能够机动使用的火炮只剩下8门，守军已经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我觉得一切都完了，”最后他这样告诉总督，“不可能再进行任何军事抵抗了。”

接到莫尔特比的报告，杨慕琦决定在设法送走相关军政要员后向日军投降。之后他先向伦敦电告，而莫尔特比则联络日军并下令英军停火。18时20分，杨慕琦穿上插有羽毛镶金边的华丽港督服装，带领一众港府要员来到了日军占领的半岛酒店三楼336室，这里是日军的临时司令部。

由于空袭导致停电，杨慕琦在昏暗的烛光下签署了投降书，比威克岛美军的投降仅仅晚了3天。当随军记者将相机对准他们的时候，杨慕琦大叫了一声“不要拍照”。很显然，作为一个俘虏，没有人会把他的话当回事。

杨慕琦成为继关岛总督麦克米林之后第二位被俘虏的总督。由于麦克米林的军衔仅仅是上校，莫尔特比有幸成为第一位被日军俘虏的盟军高级将领。他们后来被押解到中国东北，囚禁于沈阳附近的战俘营。

香港守军放下武器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伦敦和华盛顿。虽然是意料中的事情，但正在参加“阿卡迪亚”会议的丘吉尔对香港的沦陷依然戚戚于怀。在当晚白宫举行的圣诞宴会上，一向口若悬河的丘吉尔一反常态，始终沉默不语，并提前向他的美国朋友告辞。

由于通信中断，东部旅一部在赤柱并未接到投降的命令，继续奋力反抗日军第二二九联队的进攻，并以赤柱炮台的大炮阻止日军推进。直到26日凌晨，华莱士准将的副官将投降手令带回，东部旅才停止射击并交出武器。香港的主要战事至此结束。

日军的凌厉攻势下，原计划至少坚守半年的香港仅仅18天即告陷落，因此，香港保卫战后来被称为“十八天战事”，1941年恰恰是英国人抢占香港的100周年。

圣诞节晚上，郁郁寡欢的不止远在华盛顿的丘吉尔，绝大部分香港居民都躲在黑暗的房屋或防空洞里，往日灯火辉煌的“不夜城”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恐怖世界。虽然英军已经放下了武器，但日军的暴行在圣诞之夜通宵未停。这一天后来也被称为香港人的“黑色圣诞节”。

在香港保卫战中，盟军共阵亡1555人，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印度人和加拿大人，有少部分中国人。日军死亡683人，1413人受伤。至少4000平民死于战火。盟军有9495人成为日军的俘虏，这些人被分成四批运到日本做苦役，很多人死于高强度的劳动。战后幸存者有3000多人返回香港或英国。

12月26日，日军举行了入城仪式。骑着高头大马并排走在最前列的是酒井隆和新见政一，他们频频向在轩尼诗道上列队的2000名日军敬礼。别看走在最前面，但流氓成性的酒井隆和名不见经传的新见政一在老酒眼里连屁都不算，他们身后那个一点都不显山露水的骑行者才是真正的狠角儿，现在还不是他唱主角儿的时候。他就是刚刚露过脸，对杉坂事件做出准确判断的第二十三军参谋长栗林忠道，到战争结束前的硫黄岛战役中我们再做详细介绍。

入城之后，酒井隆随即宣布“放假”，此举被认为是放任士兵进行烧杀抢掠。大量的店铺被洗劫一空并封门，杀害无辜居民和强奸妇女的暴行屡屡发生。在离跑马地不远的蓝塘道，一户居民全家8口皆被日军所杀。在皇后大道西，一名老年妇女因为听不懂日语试图通过马路，被日军当场开枪打死。在深水元州街，一名中年妇女背着小孩儿上街买菜，回来时正好遇上戒严，她9岁的大儿子试图穿过马路来接妈妈和弟弟，竟然被日军全部开枪打死。类似的杀戮俯拾皆是。日军还将香港库存的95万石大米掠走80万石充作军粮，直接导致香港爆发了粮荒。1946年8月27日，血债累累的酒井隆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于9月30日押解雨花台执行枪决，死有余辜！

占领香港之后，日军随即成立了军政厅，酒井隆出任了最高长官。被称作“三年零八个月”的被占领时期自此开始。1942年2月20日，“香港占领地政府”成立。出任总督的人大家也不陌生，他就是前边多次露过头的三大“中国通”之一矶谷廉介。在诺门坎惨败于苏联之后，当时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被打入预备役。由于和东条英机是铁哥们儿，早已不甘寂寞的矶谷终于借此机会重出江湖。

在台儿庄被李宗仁打得鼻青脸肿，在诺门坎被朱可夫打得找不着北的常败将军矶谷，打仗不怎么行，抓经济确实还有两把刷子。矶谷担任港督期间，日军从香港大肆掠夺各种物资。他强迫香港市民拿港币换取毫无保证的日本军票。起初军票对港币的兑换比率定为1:2，到1942年10月改为1:4，到1943年6月30日则干脆宣布禁用港币，居民必须在限期内到银行把手中的港币兑换成军票，违者杀无赦。通过赤裸裸的金融掠夺，日本人将战前香港流通的1.6亿港币中的1亿港币弄到自己手中，而战后军票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纸。日军还多次发动“献铜运动”，强迫市民将铜、铁制品捐出以供日方制造武器，连总督府门前原属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总行的两只铜狮子亦差点未能幸免。

日本占领香港初期，香港居民每天还能领到六两四钱的配给米，很多人被迫以树叶、番薯藤、木薯粉充饥。其后由于大米缺乏，改为配给日本萝卜做粮食。到了战争中期粮食发生恐慌时，矶谷再次下令改变配给制度，只配给日本人聘用的公务人员。结果造成港岛米价飞涨，每斤由数元涨到200多元。因为粮食日趋缺少，日方的定额配给制度于1944年取消，改以自由买卖。但很多市民因负担不起粮食价格的疯狂通胀而饿死。物资和粮食的极度匮乏使得港日政府大力推行疏散政策，逼迫香港居民迁回内地。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香港的居民人数降至不到70万，只有战前人口的一半。

物质上的盘剥还不够，日军对港人精神上的奴役也随之展开。矶谷在港岛推行日化教育，禁止使用英语，把香港街道及地名悉数篡改为日本地名。战前香港有学校649所，至战争结束时只剩下34所，学生人数也由1941年的118000人跌至1945年的仅4000人，几乎所有适学儿童失学。日本人还强令废除公元纪年，改以“昭和”年号，还将香港标准时间拨快一小时，让香港和东京的时间保持一致，此即所谓的“大东亚共荣”。

香港被占领后，中国内地少了一个重要的资源补给中转站，对抗战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完败的战争也会偶有亮点，这次的亮点，意外地属于一个中国人。他就是1939年就到香港出任重庆国民政府驻港全权联络代表的陈策。1893年出生的陈策，在抗战爆发后曾任虎门要塞司令，1938年使用反间计诱使日军登陆虎门，在海上击毙日军百余人。陈策亦在这次战斗中被日军炮火击中，左腿截肢，人称“独腿将军”。

就在香港投降的12月25日，杨慕琦在下达投降命令之前，也向陈策做了通报。得知消息的陈策声称“宁可战死，不作降俘”，遂决定乘船突围。英军随即将仅余的数艘鱼雷艇交由陈策指挥，同时10多名英国军官及30多名士兵和情报人员亦决定随队突围。

突围途中，陈策所乘鱼雷艇被日军发现并遭到攻击，陈策手腕中弹落入水中。幸得副官徐亨少校跳入水中背负游水上岸得救。最后陈策等数十人成功逃离香港。那些英国官兵经惠州、云南、缅甸、印度等地辗转回到英伦三岛。为表彰陈策在香港战役中的出色表现，英国女王特授予陈策“帝国骑士司令勋章”和大英帝国爵士称号。

这是“二战”中中国人仅获的两枚英国勋章之一，另一个获得勋章的是大家更加熟悉的孙立人。和陈策类似，孙立人在仁安羌也冒死救过被围困的英国人。看来这英国女王不但小抠，也缺乏气度，只有救了她臣民的人，她才给发个烂牌子。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与香港近在咫尺的澳门竟然能够在战争中得以幸免。日本占领了东南亚广大地区，除了投入日本的怀抱参与对同盟国作战的泰国之外，日军唯独放过的就是弹丸之地澳门。究其原因，来自遥远南美国度巴西的一个外交照会吓住了日本人。

早在16世纪初，南美的巴西就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由于地广人稀，葡萄牙不断向巴西移民。但葡萄牙本国仅有五六百万人，到19世纪80年代，土地辽阔的巴西才有300万人口。为此，葡萄牙政府派员到中国与清政府协商移民巴西，一向留恋故土的中国人对此不感兴趣。葡萄牙转而与地狭人多的日本商量，喜出望外的日本人立即就答应了，从此陆续向巴西输出人力。战争之前，移居巴西的日本侨民已超过了30万——里约奥运会上，我们在镜头里看到了大量的日本人后裔。

面对战争初期日本在远东的大肆扩张，作为中立国的葡萄牙也感到非常紧张，担心日本会放羊拾柴火地灭掉澳门。如果日本真那样做，澳门除了投降，没有第二条路。跑又跑不掉，打又打不过，与巴西关系极为密切的葡萄牙政府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们让巴西给日本外务省发去一个照会，照会称：“如果日本人胆敢以武力入侵澳门，巴西就把所有的日侨撵回本国。”你敢打我亲戚，我就打你孩子！

这一照会还真管用，日本人吓出了一身冷汗。若30万人一起被扫地出门赶回老家，不仅造成混乱，还会衍生出很多麻烦。不怕药便宜，就怕药对症，这一招真号住了日本人的脉。再说，攻占澳门并无多大军事意义，投鼠忌器的日本人因此始终没有对澳门下手。

与香港被占领时期相对应，澳门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风潮时期”。在此期间，澳门反而因为孤岛地位获得了畸形繁荣，持有不义之财的汉奸、特务、土匪与奸商纷纷到澳门消遣，使澳门的赌场、烟馆、妓院有增无减。另外，随着大量黄金、白银与外币流入澳门，内地的不少银号也随之迁澳，使澳门的金融市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由于海上交通断绝，粮食只能来自内地，而日军、汉奸又从中囤积居奇，谋取暴利，澳门粮价日渐升高，大量平民因饥饿及营养不良而失去生命。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澳门也结束了“风潮时期”，不再被称为东亚的“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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