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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张学良（第1页）

是非张学良

东北丢了，伪满洲国也成立了，一切似乎暂时都已尘埃落定。但是老酒还有一些话要说。

“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如果说这位“诗人”做这首诗的时候已经有90岁，老酒肯定不相信，你也可能会怀疑。但这却是事实，因为他的作者不是像老酒这样的无名氏，而是本章的第一男主角张学良。

其实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张学良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对时局做出清醒的判断。张学良没读过多少书，不满20岁就当上了少将旅长，27岁时已经是东北军的首领，29岁更成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这个年轻人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其一生尤好美女。晚年他曾对人炫耀，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事实上，他年轻时的生活称得上糜烂腐朽，凡他看上的女人几乎都逃不过他的劫掠，一生中有过的女人，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仅其承认的情妇就有11个，可谓风流无限。按说，在那样的年代，这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关键就在于他同时还是一个政治人物。

据张学良后来回忆说，多年的军阀混战早已让他身心疲惫，心理压力过大的他从1927年就开始吸食毒品用来舒缓神经，以致后来成瘾，不能自拔。1933年2月17日，他陪宋子文去承德视察时，每行30里就得停车注射一次毒品。热河失守后，胡适曾批评道：“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阅历，都不是能够担当那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场面。”这种评语用于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可谓是恰如其分。

东北沦陷之后，当时中国的第二号风云人物张学良马上成了千夫所指。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两首名为“哀沈阳”的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诗中的男主人公不用说肯定是张学良，其余在开头两句里，一下子就出现了三位女子。一是赵四，即赵一荻，大家熟悉的赵四小姐，当时是张学良的秘书。二是朱五，即朱湄筠，其父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代总理，她在家排行第五，故称朱五，是张学良秘书朱光沐的夫人。第三位便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影星胡蝶。

这当时传遍大江南北的《哀沈阳》，是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时任广西大学校长，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并称为“北蔡南马”的马君武之诗作。

从诗作来看，九一八事变那天晚上，张学良在跳舞，舞伴至少有赵四、朱五和电影明星蝴蝶。后来事实证明，这些都是马教授的想象和杜撰。尽管没有总司令蒋介石名气大，但是副总司令的官也不小，张学良的行程肯定不会没人知道。前边说过，张少帅确实冤枉，他根本没有跳舞，而是看戏去了。

三位女士中，影星胡蝶与张学良终生未谋一面。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蝶正在天津，一周后才为拍电影《自由之花》抵达北平。《哀沈阳》见报后，有人曾力主胡蝶诉诸法律，与马校长对质公堂。然而，胡蝶心态平和，不想做过多纠缠，她说：“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重要的是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在这件事上，最冤枉、最无辜的胡蝶表现出的冷静和胸怀令人敬佩。要是放在今天的艺人身上，估计早高兴得背过气去了——多好的炒作题材！说不定缓过气之后，马上飞奔而去，以身相许了。稍有嫌疑的是朱五与赵四两人。但据张学良自己晚年说，跟朱五小姐，他连一句玩笑都没开过。至于赵四，尽管不是夫人，可两人早在1926年已经公开同居，也似乎不应当作为新鲜事来炒作。

以前看过不少书籍，大都赞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不弃不离、矢志不渝的忠贞爱情。后才慢慢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张学良是有夫人的，他和赵四之间的关系，发生在像老酒这样的老百姓身上，就是道德败坏，第三者插足，甚至重婚罪。而到了张学良那里，就变成了伟大的忠贞不渝的爱情，这是什么逻辑？以张学良对于女人的一贯热爱，如果不是后来被蒋介石关起来，不能自由活动的话，估计还会有李五、王六、刘七，等等。蒋先生把他关起来也算变相做了一件好事，至少世间可以少几个光棍也。

一首文采并不十分出众的《哀沈阳》，因为切中时弊且通俗易懂而迅速传开，以致举国尽知，马君武也得意地称为民国版的《圆圆曲》，言外之意张学良就是吴三桂。不仅是马君武，当时全国舆论界也一致声讨张学良。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也发表了一篇名为“东北漆黑一团”的文章，文中写道：“少帅的确没有名义上的姨太太，然而后宫佳丽却足有数十人。这数十位实际姨太太，优伶也有，娼妓也有，别人的太太小姐也有。总而言之，他的秽德在东三省是彰闻的。他的大烟瘾也是盖世无双，一枪在手，美人在怀，神魂颠倒，乐不思蜀，无怪乎日兵一到，只能把辽、吉揖让恭送。”另有一位署名“越民”的读者给《生活周刊》发来一篇《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嘲笑文章：“确息，一月以前，日人攻沈阳之久，某青年长官尚在看梅兰芳。至十时许，梅伶迟迟不出台，而沈阳之急电无已，长官为之顿足再四，悻悻而出。”《中国评论家》则刊登了一封致少帅的讽刺信，戏言张学良已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因为他是“现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主义者和救世主基督的追随者”。北平一些爱国学生编排了一出讽刺剧，剧名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将军”，剧中人物酷似张学良。甚至连日本人也赶来火上浇油，在报上大肆攻讦张学良糜烂荒唐的私生活，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就像20世纪末前萨达姆对科威特一样。

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国人对张学良的仇恨程度。热河失陷之后，张学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之中被迫宣布下野。不过即使到了这种时候，还有人费尽心机地巴结他，这人就是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就在张学良到上海的第二天，所居住的公馆大门上就被挂上了炸弹。炸弹的引信已经被拆除并不会爆炸，和炸弹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封信：“请张学良卖国贼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送来定叫他粉身碎骨。”杜月笙闻讯大惊失色，张来上海由他出面招呼的事人人皆知，如果真出了事，他老杜今后还能在上海滩混吗？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此事的策划者就是号称“亚洲第一杀手”的王亚樵。

能称作“第一杀手”前面还冠以“亚洲”，那肯定是不好对付的，杜月笙试图花钱消灾。但王亚樵郑重声明，此举是为国家民族大义，不为钱，声明分文不取。他让杜月笙转达张学良：“要么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马向日本人开战，如果不战请返回东北自杀以谢国人。如果既不愿战也不肯死，那么请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以上三条，张学良必须择一而行，否则第二颗炸弹定要他的狗命。”后来杜月笙也是费了老鼻子劲才将此事摆平。

历史不是拍电视剧，永远都只能是现场直播，没有彩排，也不能推倒重拍。战争也不是打游戏，失败了可以保存，重新载入重来。但老酒还是想假设一下，如果当时东北军能够抵抗，中国抗战史乃至长达14年的东亚战争史是否会是另一番模样？从后来很多次露面发表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对当初的做法也是终生悔恨。一念之差竟成千古之恨，英雄与罪人往往就在一念之间。纵观其一生，也有如“东北易帜”、西安事变之类的壮举，但一百次局部的成绩，也难抵一次全局性的过错。

1990年，被幽禁长达半个世纪的张学良重获自由，已经九十岁高龄的他自认“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在1936年之后，他就已经死了。1991年3月10日，当张学良从中国台北桃园机场踏上飞美探亲之途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高度重视。中央书记处特别注意到张学良在台北机场登机前对中外记者的谈话，其中公开表示有回大陆探亲的意向，高层为此力促张学良回国。被选中具体联络的是曾任国家政协副主席的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吕与张学良有过一段师生之谊，两人之间有着至深的私人感情。吕正操等人于当年5月23日从北京直飞美国，5月29日在纽约拜见了老上司张学良，并提交了邓颖超的亲笔信。看到大陆的诚挚邀请，张学良表示很想回去，但最后依然以“怕一回去弄得政治上很复杂”婉拒。

至于张学良不回大陆的原因，坊间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身体不好。身体不好，能飞到美国，就不能飞回大陆吗？大陆比美国还要远吗？第二种说法，是正准备回去呢，正好日本天皇访华，怕碰在一起尴尬，但谁都知道日本天皇是不会定居中国的。第三种说法，是赵四不让回去，张学良难道就这么听话吗？当初那么多命令要求他固守锦州，怎么就不听呢？这时候就听啦？第四种说法，似乎还有点道理，说是国民党右派特别是李登辉制造了诸多障碍。

中国人的传统是“月是故乡明”，“叶落归根”，张学良真的就不想回来吗？老酒倒是认为未必。他不回来，更可能是无颜以对东北的乡亲父老。霸王项羽尚因兵败而“不肯过江东”，目睹世事沧桑且皈依基督的张学良回首九一八事变国耻，能无愧乎？对于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不能终老之前望一眼故乡，其情景何其悲惨？我们可以惋惜，也可以同情，但是历史只承认事实。

后来，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败退台湾，在总结大陆失利的教训时，往往归罪于张学良毁了党国的大业，他在日记中评价张学良道：“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去世，享年101岁。有人戏称，他坚持活这么久，是怕去那边见他爹。此乃气话，不提。

一跑沈阳，二跑锦州。比起战术性逃跑来说，战略性逃跑的含金量更高，此“两跑”跑出了长达14年的大东亚战争，让之前和之后的所有“跑跑”都黯然失色。

在老酒的“十大‘跑跑’排行榜”上，张少帅凭此而荣登榜首，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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