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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读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第2页）

解释复杂的文学史现象的重要前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在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命运观的发展变化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即从埃斯库罗斯表现的人的意志与“命运”和谐一致，到索福克勒斯表现的人的意志企图挣脱“命运”的锁链，再到欧里庇得斯表现的人的意志和“命运”呈现出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和谐”这样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人的意志无条件地肯定着“命运”，而在第三个阶段，“命运”看起来已在肯定着人的意志。但，“命运”终究还是存在着，它是古希腊人的意志最终也没敢逾越的一条模糊不清的界线。

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线”，那么其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可看作一个“点”。这当然是一个蹩脚的比喻。这个比喻只是想说明，分析古希腊悲剧，哪怕只是分析其中一个剧本，仅仅着眼于雅典民主制的兴衰是不够的，应该有更开阔的视野，看到更广阔的背景。否则，不仅仍然不能摆脱静止观点的局限，而且往往有陷入庸俗社会学泥坑的危险。

真正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并且把握住艺术心理学这个从艺术哲学走向艺术社会学的中介，才能防止简单化和片面化，看到希腊悲剧中交织着人和自然、个体和社会的矛盾，它们来源于发展、变化着的埃拉多斯（古希腊人这样称呼希腊）的社会生活和意识，既在城邦民主制兴衰的激流中，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它们呈现出千曲百回的奇丽风光，而并非是沿着直线奔腾前行的。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闪烁着历史的未来，难道不是这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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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这出悲剧展现的“画面”及其中心人物形象，为了理解这出悲剧本身所蕴含的矛盾以及它在欧洲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我们不得不在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中漫游一番。现在，我们应该回来了。

耸立在我们面前的，是欧洲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典型。

恩格斯指出：“磨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从动物界分开。”从此，曾把自己当作自然界一部分的人，才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的故事，正是这种意识的表现。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实质上是一个代表着人类整体的形象。而在有着双重主题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他兼有着双重身份的特点。他既代表着当时和贵族对立的、方兴未艾的雅典民主派，体现着和恶对立的善良意志；又代表着和自然对立的、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的人类。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是现象，后者是本质，前者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直接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政治倾向，后者却诉诸人类历史一个特殊阶段的社会心理在漫长的岁月中焕发着迷人的光彩。

而且，也许正是因为后者，才造成了普罗米修斯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不是吗？埃斯库罗斯时代的希腊人心目中没有抽象的国家观念。甚至代表着新兴国家力量的雅典民主派也还是利用传统信仰、宗教神话乃至道德风俗来维系城邦共同体的。他们还保持着人的整体观念，缺乏自我意识和独立自主的决定性，因此这种民主实质上消融在了以神谕为形式的公共原则和伦理中。自由的个人意志，是根本谈不上的。生动的祖国、幸福的雅典文明，是活跃在他们心中，“使人的心情在最深处受到感动的普遍力量”。这个普遍力量，“是人自身心中的神”。它被戴上了理想的光环，却仍然是束缚在那个时代个人身上的伦理实体。但同时，它也是希腊悲剧英雄人物可敬的人格力量的源泉。理想和现实的结合，就维系在这上面。人的意志的不可战胜及其终将与神秘的“命运”一致的信念所包容的矛盾，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呈现着奇妙的和谐。

普罗米修斯的性格及其心理状态和意志内容之间的联系不可分解。这种意志内容，来源于雅典城邦民主制的“黄金时代”，包涵着巨大的社会力量，极富有时代精神。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来源于在更深阔的背景下产生的社会心理：在尚未被认识、征服的自然力及其客观规律面前，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的人，在默默的乞求和恐惧中，深涵着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强烈愿望。

普罗米修斯所体现的，不是个别的人物性格，它因此必然缺乏心理深度，必然缺少表情和个性特点。这些使得它成为欧洲文学史上一种最广泛、最抽象的典型。

但它却生动地表现了古希腊民族在一个时代中的精神面貌。这种精神面貌中的积极方面，在历史发展中，同时也是一种超越民族、超越时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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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曾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里，给予了普罗米修斯以极高的评价。也许，我们是应该不惜篇幅地把有关部分完整地引在这里：

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的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中跳动着，它将永远像伊壁鸠鲁那样向着它的反对者叫道：“那摈弃群氓的神灵的人，不是不诚实的，反之，那同意群氓关于神灵的意见的人才是不诚实的。”

哲学并不掩藏这一点，普罗米修斯自己承认道：

“说老实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

这是他的自白，他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他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下的神灵，因为这些神灵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灵同人的自我意识并列。

对于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日益恶化而为之欢欣庆幸的可怜的懦夫们，哲学再度以普罗米修斯对诸神的奴仆赫尔墨斯所说的话来回答他们：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会用自己的痛苦去换取奴役的服役；

我宁肯被缚住在崖石上，

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

普罗米修斯是哲学的日历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不论多少人曾将上述引文作为对《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分析的理论依据，但这显然已不完全是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了。

对此，当代英国学者柏拉威尔提出了一个大胆然而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即马克思在博士论文里试验了一种把古今紧密相连起来的文学重迭技巧，致使古代世界和当时现实能够同时闪现在读者的眼前，在这之中，“德意志狂飙时代的普罗米修斯，特别是歌德著名的挑衅性诗篇，连同新黑格尔派哲学，恰恰形成一个三棱镜，原始神话和埃罗库罗斯的词句则通过它而折射出来”。柏拉威尔忘了作一个必要的说明，这种“文学重迭技巧”之所以有可能，同时有意义，是因为在更深一层次上，历史的螺旋式前进决定了这样一个规律：新的阶段会重复较低阶段的特点。

从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到进行了再创造的歌德的《普罗米修斯》和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我们看到了自然向人的生成史的艺术表现。相隔两千多年的历史的足迹，既展示着历史的差异，也展示着历史的联系。

在人和命运的矛盾中，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表现了对神灵的蔑视、对宙斯的反抗、对人的意志终将同命运一致的信念，虽然它因最终对盲目的自然的命运的肯定，远不可能达到两千多年后的肯定着人的普罗米修斯的高度，但它毕竟是一个不可低估的起点。

进而，在历史的类比中，在现实的联系里，抽象往往是必不可少的手段。难道，跨越漫长的岁月向后人发言的普罗米修斯，流露着后人可以认为是他们自己的渴望的普罗米修斯，甚至成为争取人类解放斗争的象征的普罗米修斯，不是不仅超越了希腊的历史背景，而且也超越了在那种背景下形成的意识形态的总体么？

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欧洲文学史上一颗明亮的长庚星，如别林斯基所说，它在偶然性的无边黑暗中支持了永恒的理性之光。

198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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