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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在文革中（第2页）

还有一个滑稽插曲。夺权后不久，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来广州访问演出，我们联络站的头头儿作为“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负责人到机场迎接，和对方握手时自我介绍是“广东省负责人”，阿方团长诧异地看着这个学生娃娃，站在一旁的省委译员随即将原话翻译成“广东省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孰料这位头头儿听出来了，竟当着外国客人的面训斥译员，要他重新翻译，场面十分尴尬而可笑。

这些事让萌萌感到无聊以至反感。参加公安厅夺权时，一位长者把我们拉到一间无人的办公室，自称是公安厅副厅长，说公安厅内部斗争复杂，南下干部压制本地干部，还有美蒋敌特混入，他有重要情况向中央反映。他拿出一封信，说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谢樘忠是他的老战友，问我们能否设法当面交给他。萌萌对于联络站的革命行动已逐渐失去兴趣，遂以这个理由离开了广州。

我们一路扒火车好不容易来到北京，又费了很多周折找到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的所在地三座门，向哨兵报上我们的姓名和来意。一个军官出来让我们在接待室等待，一会又出来说谢不在。我们去了三次都是如此答复。当时正值“二月逆流”，估计是谢不想惹麻烦。我们只得把信交给那个接待军官，算是交了差。二月的北京依然北国冰封，我们从广州来更感到冷不可挡。萌萌带我找到在空军司令部工作的大舅，加了几件御寒的衣服，便匆匆南下回汉了。

第三章

与阴冷肃杀的北京不同，武汉三镇的“文革”运动风起云涌煞是热闹。先是造反派一月夺权，全市全省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全部靠边站，被揪出来批斗；保守派组织“职工联合会”也随之土崩瓦解。然后是造反派之间争权夺利，分裂为“钢”“新”两派，兄弟反目互相攻击。紧接着是武汉军区，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接管地方大权，军代表进驻厂矿学校，与造反派群众抵牾摩擦。真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17日，军区宣布武汉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钢工总”为反动组织，一夜之间抓捕朱鸿霞、胡厚民等四百多名大小头头儿。“新”派感到唇亡齿寒，遂与“钢”派再次结盟，共同向军区抗争。保守派群众趁势于5月16日宣布成立“百万雄师”，拥护军区镇压造反派，高呼“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武汉两大派群众的对立迅速升级，大街上人潮涌动传单飞舞，街头演讲和辩论此起彼伏。待到满载手持棍棒长矛的百万雄师战斗队员的车队在武汉三镇横冲直撞的时候，文斗迅速演变为武斗。进入6月盛夏，整个武汉处在躁动、震荡、亢奋和仇恨之中。三镇武斗愈演愈烈，血案不断，形势已成不可收拾之局面。

2月中旬我们回到武汉后，萌萌听说爸爸被抓走了，到处打听他的下落。一次我们跑到省文联去，遇到进驻那里的武汉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联络站，为首的是半年前认识的武大中文系学生庆元兄。庆元兄赏识萌萌的才气，劝她留下了来。当时武汉文艺界的一个造反派组织“狂妄师”喧嚣一时，文艺界许多演员和作者被他们打成“三名三高”和“摘帽右派”，被整得苦不堪言。萌萌征得庆元兄同意，以联络站名义到武汉话剧院、汉剧院等单位去调查情况，也趁机打探爸爸的消息。受迫害的演员偷偷向萌萌诉苦，还是被“狂妄师”的人发现了。我们劝“狂妄师”的头头儿不要矛头向下整群众。萌萌说，“右派”摘帽了还是右派，那“解放战士”还是国民党的兵吗？狂妄师头头儿说不过萌萌，把她轰了出来，还到处打听这个梳着两根辫子的小姑娘是什么来头。幸亏他们不知道萌萌是曾卓的女儿。萌萌后来写了一篇名为《反狂妄师论》的大字报，开头第一句就是“黑格尔说历史上的大事通常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武汉“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第一次是‘百万雄师’，第二次则是‘狂妄（雄）师’”，然后逐条批驳“狂妄师”的荒谬理论。大字报张贴在汉口民生路口工艺大楼的橱窗上，围观者众，几天之内被支持者广为传抄。

湖北艺术学院的二司红卫兵看到《反狂妄师论》后找到省文联来，邀请萌萌去他们那儿。二司红卫兵总部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设在湖艺，萌萌很快和她们搞熟了。她和她们一起唱歌跳舞，找到了久违的欢愉。萌萌的舞姿也吸引了众人，包括当时驻扎在湖艺的“新华工敢死队”。

新华工敢死队其实是一帮舞文弄墨的秀才，为首的是华中工学院二年级学生鲁礼安。武汉军区抓捕大批工人造反派头头儿时，乌云压城万马齐喑，鲁礼安等人冒死贴出抨击军方镇压工人运动的大字报，标题就是“提着脑袋向武汉军区一小撮混蛋挑战”，署名“新华工敢死队”以示决心。鲁礼安和他的文人敢死队之名由此传开。

萌萌和我在湖艺附近的一个小食店里与鲁氏（圈内对鲁礼安的昵称）见面，谈得很投机。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萌萌参加了敢死队的一些宣传演讲活动，还参与创办了敢死队的第一份小报《激扬文字》。

进入6、7月份，“百万雄师”在武汉军区的支持下对造反派加紧武装围剿，“三钢三新”则拼死抵抗。武斗规模越来越大，死伤已逾数百人。六渡桥大街上陈尸数日臭气熏天无人敢收，恐怖笼罩三镇。7月14日毛和周罕见地共赴武汉就地解决问题。18日周向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人指出“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他们公开检讨。毛要陈再道释放朱鸿霞等人，屁股坐到造反派一边来。随行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则跑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公开表态支持“三钢三新”。此举激起“百万雄师”和支持他们的8201部队的强烈不满、委屈乃至绝望。7月19日夜，他们武装冲进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围攻谢富治，把王力拉去军区大院批斗，混乱中甚至误打了自己的司令员陈再道。情急之下毛被迫转移上海，周化装离开武汉，造成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

当晚，数百辆满载“百万雄师”暴徒和武装士兵的卡车在武昌城内鸣笛呼啸，吼声震天，全城一片恐怖。一群暴徒举着长矛冲进敢死队的驻地湖艺学院四处抓人。正在赶印传单的萌萌和我闻讯冲出来往家属区跑，暴徒们在后面追赶，杀声一片。我们跑过大操场，躲进路边灌木丛后，一动也不敢动，但见月光下亮晃晃的长矛一路朝灌木丛里戳过来，我连忙叫萌萌往左边跑，然后我起身往右边跑去。所幸左边是几排平房，有几个胆大的人开门观望，见萌萌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有好心人将她藏进家里，才得脱险。

20日凌晨，我们转移到造反派仅剩的几个据点之一湖北大学，躲进30号楼的一个楼梯间里。30号楼是图书馆，我们驻扎在这里时常溜进来找些被封存的禁书看，楼梯间便是我们偷偷看书的地方。在百万雄师数百辆全副武装的卡车的围攻下，湖北大学也被攻破了，枪声大作，暴徒们提着长矛和大刀挨个大楼地搜查，见人就抓，抓住就打，然后拉到大门口的卡车上，不问青红皂白往俘虏的脖子套上一块硕大的示众牌，无非是“现行反革命”“牛鬼蛇神”“小爬虫”之类，扭住双手围站在车厢四周在武汉三镇游街示众。当暴徒们冲进30号楼时，萌萌和我翻窗逃跑，我被抓住了，萌萌在一片混乱中居然逃脱。

“七二〇事件”以后，林、周和中央“文革”小组出于各自目的都谴责武汉军区搞兵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等五人被抓，武汉军区改组，武汉造反派咸鱼翻身，“钢派”在全国红极一时，新华工敢死队也十分风光。但萌萌经历了这些腥风血雨之后，开始以较为理性的眼光看待“文革”。此时鲁氏积极鼓吹向军内“走资派”夺权，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提出彻底砸乱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人民常备军；还支持浠水县巴河一司王仁舟搞农民武装，建立共产主义新农村。我们不同意他的这些观点，便离开了新华工敢死队。

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底，武汉运动波澜迭起。红代会、工代会和农代会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省市革命委员会也相继成立；紧接着便是清理阶级队伍和复课闹革命……阵阵的锣鼓声和鞭炮声掩盖着军方头头儿排斥异己独揽大权的脚步声：新任武汉军区和武汉警备区司令部的一二把手分别担任省市革委会正副主任，大权独揽；被造反派掌控的基层革委会被当作“马蜂窝”捅掉，造反派头头儿们被清洗和批斗；“三代会”形同虚设，保守派受到重用，文官们则根据他们对军方的态度被决定取舍。毛让底层群众参与政权机构的想法看起来是认真的，但博弈的结果却是武汉政权实际上进入了军政府时代。待到毛流泪对五大学生领袖说“现在是轮到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萌萌虽然和许多学生一样感到某种失落，但也意识到是时候离开政治舞台了。

离开新华工敢死队以后，萌萌再没有参加社会上的运动，也没有回校“复课闹革命”。她开始阅读一些能够到手的政治书籍，而以前她感兴趣的多半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海涅、雪莱以及巴乌斯托夫斯基和屠格涅夫。

那时新华书店里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书了。绝大部分文艺作品都作为“封资修”的毒草而被打入冷宫，政治书籍则只有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萌萌读《共产党宣言》《评德意志书报检查制度》《黑格尔法哲学导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私有制、婚姻和家庭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而这又驱使她想去了解欧文、圣西门、傅里叶、蒲鲁东、杜林、伯恩施坦、鲍威尔、托洛斯基和考茨基。但是，市面上根本看不到这些人的书。

想看这些书籍只有跑到大学和党政文化机构的图书馆去。混乱的局面使得这些单位的图书馆无人看管也无人光顾，我们可以随便进入书库，翻看那些被封存的书籍。正是在这些地方，我们发现了“灰皮书”和“黄皮书”，便忍不住干起了“读书人窃书不算偷”的勾当。

这些“仅供内部阅读和批判”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萌萌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她以极大的兴趣阅读这些书籍，包括《怎么办》《解冻》《人·岁月·生活》《绞刑架下的报告》《人世间》《被背叛了的革命》《新阶级》《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西行漫记》《震撼世界的十天》《第三帝国的兴亡》《通向奴役之路》《等待戈多》《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等等。

这些书籍对萌萌思想的影响是震撼性的。她开始了解到，在如何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东西方民族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前景以及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人的价值和人类命运等一系列问题上，竟然会有如此不同而新鲜的见解。这促使她开始以新的视野和多种角度去思索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和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文革”运动。萌萌和我热烈地讨论、争论，还写了不少读书笔记。后来她被武汉警备司令部抓捕时，这些笔记都被搜走了。

1968年10月，萌萌和萧帆在武昌

在窃书过程中，我们交到几个“窃友”，有以前实验中学的同学，还有武大附中、华师一附中、东湖中学和武汉一中的几个学生。我们各自的战利品不尽相同，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相约见面，相互交换书籍，也顺便交流一下读书心得。书的来路不正，而且本来就没有资格看，所以交流活动也只能避人耳目，这次是在珞珈山，下次就在东湖边，有时还跑到中山公园去。两年后，审讯萌萌的专案组把这些聚会统统说成是“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地下活动”。

第四章

1968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武师附中对口的下放地，一个是江汉平原的洪湖县，一个是鄂西北山区的郧县。绝大多数学生都选择去鱼米之乡，萌萌却愿意和我一起去山区。我们四处寻求志同道合的伙伴，最后形成了一个来自四个学校的七人知青小组，来到郧县南化区南化公社红旗大队第一生产队插队落户。

郧县南化塘地处鄂西北偏远山区，是鄂豫陕三省交界的一个山沟沟。我们从武汉坐火车到丹江口，再坐船沿江而上到郧县城关镇，然后坐汽车翻山越岭走一百多里山路，三天之后才到达这个崇山峻岭之中的山镇。我们知青小组被安置在离小镇五里地外的半山坡上一个叫作兴阳寺的破庙里，每天和农民们一起上坡干活。在这里，萌萌目睹到农民可怕的赤贫和愚昧，惊讶于他们在几乎无法生存的条件下近乎平静地生活着。这种情况令她痛苦和不安，也令她深思。离开武汉时萌萌带了两大木箱的书籍上山，此时再读那些政治历史书籍，萌萌的感悟又有所不同了。

1969年4月，“七二〇事件”后风光一时旋即受到军方长期压制的武汉造反派在朱鸿霞、胡厚民、吴炎金等“钢新”头头儿们的号召下终于再次走上街头，他们声称“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复旧运动”，矛头直指曾刘方张，要对省市革委会实行再夺权。标语口号和大字报贴满了大街小巷，各级革委会基本瘫痪，人们再次涌上街头，局势重又陷入混乱。

留在武汉的哥哥激情澎湃，一个人创办油印小报《百舸争流》，拖着瘸腿骑着自行车到处散发张贴。不久他得到钢工总一些基层头头儿的支持，把《百舸争流》书写成巨大的大字报，张贴在市中心水塔下面的大墙上，轰动一时。哥哥几次来信热切希望我们回去参加这场“革命扼杀自己孩子而逼出的运动”，看看“人民大众的真正觉醒”。萌萌和我在回信中表示：从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看，这次“文革”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保住群众代表在革委会里的现有地位已属不易；“反复旧运动”的目标实际上是达不到的，推波助澜反会使革命群众丧失更多。我们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作用已经结束，今后的任务是在经济基础领域里生产关系的改革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在信中批判了哥哥的“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狂热性”，他在回信中则流露出受到委屈和伤害的情绪。不久，中央将武汉造反派头头儿尽数召到北京办学习班，并于5月27日发出要求停止“反复旧运动”的指示，周恩来还点了《百舸争流》的名，说它是“北决扬”一类极左思潮的刊物。哥哥感到很大压力。于是萌萌和我连夜拟就了一份观点提纲，带上《法兰西内战》和《国家与革命》等几本马列著作，赶回武汉。

哥哥的心情很矛盾。他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但又反对我们回来卷进去。我们说：当初冒进和现在退却都是错误的。既然群众运动已经起来并遭受挫折，就应当像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那样，设法把运动引向正确的轨道。

为了寻找正确轨道，萌萌和我做了一些调查采访。街上的大字报已经不多，江汉路、六渡桥、司门口几处闹市区和省、市革委会附近还有一些，多半是些标语口号：“反复旧反潮流”“斗则进、斗则胜、不斗则退、不斗则修”“要三结合不要两结合”“不做花瓶要做主人”“警惕穿新鞋走老路的假革命派”“曾刘首长不革命我们不答应”“走资派还在走，造反派还要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还我新生红色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等等。在一簇簇辩论的人群中还能听到各式各样的议论。有的认为矛盾应该在革委会内部解决，不应该搞到社会上来；许多人则对革委会内稳健派干部表示不满，认为他们背叛了并肩战斗的造反派；还有一些人觉得“文化大革命”已经在“收”，再闹也是白闹。随着对中央首长“五二七讲话”的宣传，更多的群众成为观望派。我们还在哥哥的引荐下走访了工厂革委会里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儿。他们觉得那些干部一旦解放出来结合进革委会，很快故态复萌，还是过去那一套。这些过去的“走资派”表面上点头哈腰，实际上瞧不起工人老大粗。革委会里的工人们也觉得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和那些“当官的”坐不到一起去。他们感到憋气和迷茫：过去那种无政府状态多半不会再有了，但革委会像现在这样勉强捏在一起也显然难以长久。留在革委会不自在，离开又不甘心。人们问：如果说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那不是眼看要被摘了桃子？新生红色政权究竟会走向哪里？中央支持武汉造反派，又说“反复旧运动”搞错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萌萌和我白天走访调查，晚上翻看马列本本。我们认为，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在政权机构的改革上进两步退一步的产物，它是国家政权机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获得的现实形式，又是很不稳定的一种过渡形式。它的前景，要么是被巴黎公社式的政体所取代，要么是退回到旧的官僚机构。“反复旧运动”反映了人民对于这种过渡政体的不满和继续前进的要求，但是这个运动并不能实现巴黎公社，因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成熟：“走资派”还没有完全走向反动，群众造反组织也没有产生自觉把握历史进程的领袖。“反复旧运动”想要改变革委会内部力量结构的要求是不现实的，企图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则更不可能。但是，如果能够将工代会确立为反映人民意志的新型代议机构，从外部对革委会实行监督，倒不失为“反复旧运动”有可能争得的积极成果。这个代议机构即便不能推动革委会向前发展，它也将作为革委会的合法对立面而存在。随着双方矛盾的加剧，两个权力机构并立的局面将不能继续，能够承担新的历史任务的社会力量也日益成熟起来，那时人民群众对革委会实行再革命的时候就会到来。

我们自以为找到了“反复旧运动”的正确轨道，于是连夜起草了两张大字报。哥哥看后深表赞同，建议也贴到水塔墙上去。说到署名，哥哥建议用《百舸争流》，反正已经被周总理点了名，出了问题他一人承担。我说凭什么让你承担，再说都是马恩列斯毛的语录，会有什么问题。我提议以“新思潮”作为署名。萌萌说太张扬了，不如倒过来，就叫“曹思欣”，像个人名些。哥哥找来市建工局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用卡车拉来脚手架，四五个青年工人忙了大半夜，将大字报张贴在汉口中山大道水塔下十多米高的大墙上，每个字足有碗口大，贴满了数十米长的水塔墙。

这两张心血来潮匆忙拼凑的大字报改变了萌萌和我的一生；陷我们的父母兄弟于灾难；并使我们的知青伙伴和亲戚朋友长久地生活在苦难之中。许多人被抓，被斗，被开除；另一些人则不能招工和入学。我和萌萌的知青伙伴们几经批斗后被分散隔离在绵延数百里的群山之间，彼此不通音信。多年以后我们辗转得知，鄂西北那贫瘠的大山沟里，至今还留有当初的知青伙伴，其中一个永远失去了双手，另一个则成了有几个孩子的村妇。我还听说天门乡下有一位姓刘的年轻人，在那个杀人最多的1970年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毙了，而当初在那里曾经帮助过我的一位青年正是姓刘。因为这些，我必须把这两张大字报呈现出来，不管我现在面对这些充满“文革”语言的文字如何脸红，也不管今天的读者会怎么看它。感谢我们的老友鲁礼安先生找到了这两张大字报的原文。2007年鲁氏搜寻到当年批判“北决扬”的文件《把反动刊物〈扬子江评论〉揪出来示众》，他在其中发现了作为“反面教材”的这两张大字报，当即以电子邮件发给了我。孰料鲁氏不久竟绝尘而去，不知所终。但愿他还活着。

应当表明的观点

曹思欣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毛泽东语），而“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列宁语）。

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与社会脱离的力量（恩格斯语）。因而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仅要夺取国家政权，而且非消灭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列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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