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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第1页）

连检察官也不得不佩服她的记性，时隔几年，她对过去的历史还记得那样清楚和完整。看来，让她回到今天的现实当中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她只能靠过去的回忆来过日子了。

讲到评论《水游》，江青更是滔滔不绝了：“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市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将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这丝毫没有要整周恩来同志的意思。有人故意这样讲，只能说是别有用心。要说实事，我要告诉你们，我保总理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江青说她保周恩来，是指十三年前的事：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周年纪念日，对江青和那些文革新贵无疑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但对于周恩来来说，却恰恰相反。一些企图在一个早上就要手握大权的人，把下一个要整的锋芒对准了周恩来。导火线是从红卫兵发现了周恩来的一份历史材料开始的。材料最初落在关锋和戚本禹的手里，很快江青就看到了。她报告毛泽东以后，毛泽东让她采取谨慎的态度。

紧张的会议和文件的处理之后，周恩来第一次休息了一下。

已经观察了好几天，毫无结果。那几个工作人员都是规规矩矩的人，谁也不提防会被别人监视，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中央文革小组还会派人在秘密地盯梢着他们。这样，负责监视的人的任务就显得很容易，非常枯燥无味。

周恩来注意到毛泽东最近和张春桥的一次谈话。

张春桥曾问毛泽东：“左派到底有多少？”毛泽东回答：“大概百分之十吧。”张春桥又说：“到了运动后期了，左派是不是会多一些？”

毛泽东说：“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吧。如果都是左派，也就都不是左派了。”

张春桥深有体会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啊，我看在革命时期，走在革命前面的总是少数，但要争取多数。在新的难度面前，左派要从少数到多数。唉，左派永远不会是那么多的呀。只有世界观非常革命化，真正坚定地、彻底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左派组织是标志着大方向和整个路线的，不容易啊！”

对此，周恩来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他很清楚现在的左派意味着什么。

不但是他，而且整个中央的高层人士都在观察着目前的局势：

还在一九六六年十月，被中央文革支持的那个叫吴传启的就说：“我们有没有雄心壮志使学部成为北京各机关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现在北京还没有中心，我们抓两条路线斗争比清华还早，搞好有条件。提到路线斗争没有界限，要加强串联，到外边去，我们要成为第四司令部。以毛主席为首的左派是第一司令部，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是第二司令部，周恩来还有一个司令部，我们就是第四司令部。”

周恩来闻之，冷笑一声：“简直是狂妄。”

有人揭发，吴传启是由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人支持的。他和林杰、赵易亚、穆欣及潘梓年、陈大伦等人是一伙的。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声张。他当然不知道，有人从他的眼皮底下偷偷地整理了一大包材料，送往钓鱼台。收件人下班时收到了东西，并马上送到了十一号楼。

还在前三、四天时，毛泽东决定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彭真问题的决定向全国公开，在游泳池他的住地开会的时候，他突然问起了三十年代临时中央在上海的情况，询问起顾顺章和向忠发被捕叛变的问题，而且问得很详细。

这使周恩来感到有点纳闷：是不是老人家又要追究自己在三十年代执行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呢？

毛泽东说：“恩来在大革命和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被捕过，所以不存在着叛变的问题。刘少奇口口声声吹嘘他是什么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但他几次被捕，而且过不了敌人的审讯关。这叫什么正确路线呢？相比之下，还是恩来的办法多。”

江青突然问道：“总理，你在三十年代是不是有一个化名叫伍豪？”

周恩来点点头：“不错，我在党内的代号是五号，以后就叫伍豪了。”

“据红卫兵揭发，他们从三十年代的报纸上发现了你的一些问题，到时候再和你讲吧。”江青冷冷地说。“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其实，毛泽东在这个时间里，已经向康生了解情况了。

康生说得很清楚：“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因为顾顺章在被捕前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党的情报保卫机关即特科的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所以他的叛变对党中央各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在当时形势异常紧急的情况下，周恩来挑起了全面负责处理这一事件的重担。我和他，还有其他的同志，比如陈云等人，都参加了处决顾顺章的家属的战斗，迅速把局势稳定下来，使敌人妄图破坏我党中央机关、逮捕我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计划遭到破产。”

那天，周恩来刚进他的办公室。房间是长方形，约三十尺长、二十尺宽，满铺地毯，办公桌和书橱典雅而朴实。他的旁边是两厢双层花玻璃窗，下面是花丛。右边墙角有一个门，可能是通往卧室的。左边墙上有两个门，一个半开着，另一个关着，估计是通往内廊的。

坐下不久，秘书就送来了当天的文件。

翻开第一篇，周恩来的脸刷地变了。那是一份报上来的材料，有江青的亲笔批示：“请总理阅示。”材料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上海《申报》上刊登的题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口口声声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运兵，且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看罢材料，一种不祥之兆涌向他的心头。

现在是一种非常时期，人们的头脑都已到了热得不能再热的地步。政治野心家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迫不及待地要打倒一切阻碍他们的人或力量，为此他们是不惜一切代价和不择一切手段的。谣言和诬蔑在此时此刻便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情况下，解释和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他知道，眼下这份材料是当年国民党特务机关精心制造的一场骗局，现在拿出来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呢？他不敢往下想了。

“我要江青同志。”周恩来拨通了十一号楼的电话。

“是总理吗？”江青很快作出回答。“你看到我给你转去的材料了吗？这是红卫兵小将们搞的，已经引起了众怒。关于这个问题我很想听听你的解释。”

“江青同志，我正是为这事打搅你的。这是反动派造的谣言，康生同志和陈云同志都知道这件事，当时的党中央也知道这件事，为此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江青“哦”了一声：“那好吧，脚正不怕鞋歪嘛，事实总会弄清楚的。”

这种不冷不热的回答，更使周恩来心事重重，陷入巨大的不安之中。

那天，康生也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请他证实这件事。康生说：“这是明摆的事嘛，你不要着急，事情总会很快弄清的，要相信党中央和我们的毛主席嘛。我建议你写个东西说明一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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