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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可见处死大臣,在他原不当是一件大事。这些兵部尚书中,有些昏愦胡涂,有些却也忠耿干练,例如傅宗龙,只因为向崇祯奏禀天下民穷财尽的惨状,崇祯就大为生气,责备他道:“你是兵部尚书,只须管军事好了,这些陈腔滥调,说它干什么?”后来便将他关入狱中,关了两年。
崇祯传下来的笔迹,我只见到一个用在敕书上的花押,以及“九思”两个大字。“九思”出于《论语》。孔子说: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有;考虑自己的表情温和么?态度庄重么?说话诚恳老实么?工作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难,考虑怎样去向人家请教;要发怒了,考虑有没有后患;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时候,考虑是不是该得。这就是所谓“九思”。[122]此人大书“九思”,但自己显然一思也不思。倒是在死后,得了个“思宗”的谥法,总算有了一思。
崇祯既大书“九思”,《论语》、《孟子》这种儒家典籍当然是熟悉的。袁崇焕考中进士,四书五经非熟读不可。当袁崇焕从锦宁前线率师回援北京之时,我真希望他的幕僚或朋友能抄一段孟子的话给他看。《孟子·离娄》:“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袁崇焕援军抵达北京城下,崇祯不体恤兵将远来劳苦,反而对之疑忌,不准进城休息,早已“视臣如土芥”了,袁部即使不视他为寇雠,也大可不必再为保卫他而拚命血战。
我九岁那一年的旧历五月二十,在故乡海宁看龙王戏。看到一个戏子悲怆凄凉的演出,他披头散发的上吊而死,临死时把靴子甩脱了,直甩到了戏台竹棚的顶上。我从木牌子上写的戏名中,知道这出戏叫作“明末遗恨”。哥哥对我说,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当时我只觉得这皇帝有些可怜。
一九五〇年春天,我到北京,香港《大公报》的前辈同事李纯青先生曾带我去崇祯吊死的煤山观光怀旧,望到皇宫金黄色的琉璃瓦,在北京春日的艳阳下映出璀璨光彩,想到崇祯在吊死之前的一刹那曾站在这个地方,一定也向皇宫的屋顶凝视过了,尽管这人卑鄙狠毒,却也不免对他有一些悲悯之情。
他孤独得很,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因为他任何人都不相信。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君臣相对而泣,束手无策。他用手指在案上写了“文臣个个可杀”六个字,给身边的近侍太监看了,当即抹去。他在自杀之前,用血写了一道诏书,留在宫中,对李自成说,这一切都是群臣误我的,你可以碎裂我的尸体,可以将我的文武百官尽数杀死。[123]可见他始终以为一切过失都是在文武百官,痛恨所有为他办事的人。
他哥哥天启从做木工中得到极大乐趣,依恋乳娘,相信魏忠贤一切都是对的,精神上倒很平安。崇祯却只是烦躁、忧虑、疑惑、彷徨,做十七年皇帝,过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拚命想办好国家大事,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是。
皇帝是不能辞职的!
他没有一个真正亲信的人,他连魏忠贤都没有。他没有精神上的信仰,一度听了徐光启的劝告而信奉天主教,但他的爱子悼灵王生病,天主没有救活孩子的性命,他便对天主失却了信心。他没有真正的爱好。他不好女色,连陈圆圆这样的美女送进宫去,他都不感兴趣而遣出宫来。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由于他的自杀,后人对他的评价便比他实际应得的好得多。只因他不好酒色,勤于政事,后人就以为他本身是个好皇帝。甚至李自成的檄文中也说他并不真的十分胡涂,只不过受到欺蒙,一切坏事都是群臣干的。[124]只因他遗诏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一个百姓,后人便以为他真的爱百姓(难道他十七年中所杀的百姓还少了?)。只因他说过“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后人便以为明朝所以亡,责任是在群臣身上。其实他说这样的话,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国之君。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却将中兴之臣、治国平天下之臣杀的杀、罢的罢,将一批亡国之臣走马灯般换来换去,那便构成了亡国之君的条件。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
然而袁崇焕抗拒满清入侵,却不能说是错了。当时满清对中国而言是异族,是外国,清兵将汉人数十万、数十万的俘虏去,都是作为奴隶或农奴。清兵占领了中国的土地城市,总是烧杀劫掠、极残酷的虐待汉人。不能由于后代满清统治胜过了明朝,现在满族又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份,就抹煞了袁崇焕当时抗御外族入侵的重大意义。正如将来世界大同之后,也不能否定目前各国保持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的主张。
清朝比明朝好,只不过中国人运气好,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然而袁崇焕当时是不会知道的。
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运气。袁崇焕和亿万中国人民运气不好,遇上了崇祯。崇祯运气不好,做上了皇帝。他仓皇出宫那一晚,提起剑来向女儿长平公主斩落时,凄然说道:“你为什么生在我家?”正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意。他的性格、才能、年龄,都不配做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皇帝。归根结底,是专制独裁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
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下,万历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最后被送入戒毒所。天启是一个精巧的木匠。崇祯做什么好呢?他残忍嗜杀,暴躁多疑,智力不够,自卑感极强,性格中有强烈的犯罪倾向,在现代社会中极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不良青年,但如加以适当的教育与训练,可以在屠宰场中做屠夫(我当然并不是说屠夫有犯罪倾向),那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他不能做猎人,因为完全缺乏耐心。
后世的评论者大都认为,袁崇焕如果不死,满清不能征服中国。[125]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只要崇祯是皇帝,袁崇焕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变不了基本局面,除非他赶走崇祯而自己来做皇帝,这当然不符合他的性格。在君主专制独裁的制度之下,权力是在皇帝手里。
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开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
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
在袁崇焕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保卫人民;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在每一个时代中,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袁崇焕当然小得多,然而他们都是奋不顾身,尽力而为。时代不断在变迁,道德观念、历史观点、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采,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
鲁迅先生曾写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袁崇焕,正是鲁迅先生所称的“中国的脊梁”,使我们不会失掉自信力。
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人群立了大功业,令我们感谢;有许多人建立了大帝国和长久的皇朝,令我们惊叹。然而袁崇焕“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他极度悲惨的遭遇,这个生死以之的“痴心人”,这个无法无天的“泼胆汉”,却更加强烈的激荡了我们的心。
崇祯和袁崇焕两人的性格,使得这悲剧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两人第一次平台相见,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的诺言,杀机就已经伏下了。以后他请内帑、主和议、杀毛文龙,悲剧一步步的展开,杀机一层层的加深,到清军兵临北京城下而到达高潮。在这悲剧的高潮中,崇祯不许袁部入城是第一个波浪;袁部苦战得胜,崇祯催逼他去追击十倍兵力的清军,是第二个波浪;北京城里毁谤袁崇焕的谣诼纷传是第三个波浪;终于,皇太极使反间计而崇祯中计。至于后来的凌迟,已是戏剧结构上的荡漾余波[126]了。
即使没有皇太极的反间计,崇祯终于还是会因别的事件、用别的藉口来杀了他的。
我们想像崇祯二年腊月中国北方的情形:
在永平、滦州、迁安、遵化一带的城内和郊外,清兵的长刀正在砍向每一个汉人身上,满城都是鲜血,满地都是尸首[127]……
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数十万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骑在马上的清兵挥舞鞭子在驱赶。清兵不断的欢呼大叫,这些汉人是他们俘虏来的奴隶,男的押去辽东为他们做苦工,女的分给兵将淫乐[128]……
在陕西,灾荒正在大流行。树皮草根都吃完了,饥饿的父母养不活儿女,只好将他们抛在城角的空场上,这些孩子有的在哭号,呼叫:“爸爸,妈妈!”有的拾起了粪便在吃。到第二天,这些孩子都死了。但又有父母抱了孩子来抛弃。做母亲的看着满地死儿,舍得把手里的孩子抛下来吗?但如带回家去,难道眼看他活活的饿死[129]……
流离在道路上的饥民不知道怪谁才好,只有怪天。他们向来对老天爷又敬又怕,这时反正要死了,就算在地狱中上刀山、下油锅也不管了,他们破口大骂老天爷,有气无力的咒骂,终于倒在地下,再也不起来了[130]……
在北京城的深宫里,十八岁的少年皇帝在拍着桌子发脾气。他又是焦急,又是害怕,不断的问太监:“袁蛮子写了信没有?怎么还不写好?这家伙跟我过不去,非将他千刀万剐不可。你们再去催,叫他快写信给祖大寿!”他憔悴苍白的脸上泛起了潮红,眼中布满了红丝,不断的说:“杀了他!杀了他!”……
在阴森寒冷的御牢里,袁崇焕提笔在写信给祖大寿,砚台里会结冰吧?他的手会冻得僵硬吗?会因愤怒而颤抖吗?他的信里写的是些什么句子?泪水一定滴上了信笺罢?
皇帝的信使快马驰出山海关外,将这封信交在祖大寿的手里。祖大寿读信之后,伏地大哭。讯息传了开去:“督师有信来!”
辽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数万名间关百战、满身累累枪伤箭疤的关东大汉,伏在地下向着北京号啕痛哭,因为他们的督师快要被皇帝杀死了。战马悲嘶,朔风呼啸,绵延数里的雪地里尽是伏着愤怒伤心的豪士,白雪不断的落在他们的铁盔上、铁甲上……
本章后记
《碧血剑》是我的第二部小说,作于一九五六年。书末所附的〈袁崇焕评传〉,写作时间稍迟。
《碧血剑》以前曾作过两次颇大修改,增加了四分之一左右的篇幅,这一次修订,改动及增删的地方仍很多。修订的心力,在这部书上付出最多。初版与目前的三版,简直是面目全非。
小说中写李自成于大胜后杀曹操罗汝才、李岩,排挤张献忠、“左革五营”、及其他同伴,正史中有载,亦有参考野史、杂书者。王春瑜先生关于李自成的作风,有文多作指教,我的看法虽颇不同,对他的评论仍表感谢。对复旦章培恒教授及北大严家炎教授两位的指教与鼓励,特别心有铭感。
第三次改写,除了设法改动原来小说中若干过分不自然的处所(如五毒教、玉真子的部分)外,还加重了袁承志对阿九的矛盾心理,这是人生中一个永恒的常见主题:“爱情可能因其中一方变心而受到损害。”中国的传统小说一般多写爱情的坚贞,除唐人传奇(如崔莺莺、霍小玉)、明人小说(如杜十娘、珍珠衫)外,少写“爱情中的变心”。这次试写了“伦理道德”与“无可奈何的变心”之间的矛盾这个人生题目,企图在《碧血剑》全书强烈的政治气氛中加入一些平常人的生命与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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