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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广结人缘德性修炼（第1页）

曾国藩对人才的笼络，可谓处心积虑，他知道，人才越多，事业成功的几率越大。

曾国藩善于应酬交际，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着不同的办法吉交关系。

没发迹前，他既无权又无钱，采取拜老师的方法，竭力恭敬和恭维，以获得师长的喜欢。然后是团结同年，用今天的话说，同年就是同学，这是旧时结下的缘分。

儿女长大就联姻，他看重的是亲家，而非下一代人的感情。值得结亲的，再考虑对方的儿女，是女的娶过来，是男的把女儿嫁过去。

在封建时代，结为亲成，就是一生的关系，甚至几代人的关系远比拜老师得来的关系更牢靠。中国非常重视裙带关系。通过联烟，巩固自己的阵地，是有效的手段。

刘蓉抱负远大，谋略过人，与曾国藩一起就读于涟滨书院人关系密切，经常切磋学术。曾国藩中进士后，常常与刘蓉书信来往，讨论学术问题。

1853年，曾国藩母亲逝世。清廷命曾国藩帮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经刘蓉和郭嵩焘反复劝说，曾国藩才出来办团练。

刘蓉致书曾国藩：“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刘蓉的意思是，如果只写文章，人生将华而不实，毫无意义。作为文人士子，应当以治乱救世为己任，哪怕以身殉国。

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的元配夫人贺氏难产而死，曾国藩亲自托彭玉麟、邵训方两位湖南老乡为媒，想娶刘蓉的女儿为媳。一年后，曾纪泽果然娶了刘蓉之女。

当年，曾国藩出山，刘蓉写信给他：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但要做到为人臣的典范，还要站在更高更远的角度考虑问题，就是以程朱理学的那套大道理身体力行，发扬光大，扭转一代世风，创造丰功伟绩。曾国藩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做的。

后来，曾国藩权势日益高涨，湘人以从军为获得功名的捷径。刘蓉写信忠告曾国藩：此风不可长，应从大局着眼，遏制这种风气。据说，曾国藩在官场急流勇退，也是刘蓉建议的。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曾国藩把四女儿曾纪纯嫁给郭嵩焘的长子郭刚基，连媒人都不要，全由他们二人做主。

曾国藩出山时，经费紧缺，郭嵩焘提议立厘捐，规盐厘，盐税，解决了问题。湘军水师的创建，也离不开郭嵩焘，正是由于他的建议，曾国藩创造了一个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阶级武装。

罗泽南，文武兼治，也是曾国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曾国藩把三女儿嫁给罗泽南的次子。李元度多次舍命救曾国藩，后来成为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

李鸿章和李鹤章兄弟俩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也把李鹤章变成曾纪泽的儿女亲家，使曾、李两位近代史上的巨擘，结成利益同盟。

曾国藩开创事业之初，处处争取他人，团结力量，因为势单力薄，很多人不愿跟随，他吃了一番苦头。

在他的信仰中，一直崇尚踏实、诚摯，不许自己轻妄，他要用自己的人格，吸引人心归附。

开始时，他不乱用钱，不随便保举属僚和部下。他认为，没有建立功勋就得到奖赏，是不太实在的，将助长虚妄之风。

前文我们说到，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昌，仅仅保举三百人，受奖人数极少。而胡林翼攻占武昌时，一次就保奏三千人，受奖人数高达20％至30％。

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跟着曾国藩没有前途，十之七八投到胡林翼的门下。

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服众，后来才发现，笼络人心不仅靠个人表率，更重要的是给部下以希望，给他们以承诺。好友赵烈文给曾国藩写了封长信，要他多保举人，曾国藩才算彻底明白过来。

于是，曾国藩频频保举，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激励属僚和部下，一些不合条件和要求的，他也要仗着老脸，给他们力争。实在不能替别人争得利益，他便给“空头支票”，让人大过空名的干瘾，大做美梦而不觉。

他总结了一条经验：“文人给名，武人给钱。”这个办法屡试不爽，放之四海而皆准。

曾国荃围攻金陵，久攻不下，心中着急，但是，又想独占美名。

曾国藩给兄弟曾国荃写信，大意是：“没有李鸿章的助攻，你拿不下金陵；不必独享美名，分一份给李鸿章也不坏；我将同李鸿章一起前往会剿。”

三层意思都在说一点：让李鸿章助曾国荃攻下金陵。因为仅靠曾国荃一人，很难攻下金陵，即使攻下来，曾国荃独占美名，又能怎样呢？不如让大家共享，让手下感恩戴德，岂不更好。

曾国荃哪里懂得曾国藩的用心，一门心思要自己攻下金陵。

曾国藩甚至把死去的母亲搬出来，劝说曾国荃：“请少荃（李鸿章）助你这件事，我犹豫了好久。仔细一想如果父母健在的话，我想他们定也会请李中丞会同剿敌。因此，我决定让李中丞帮助你。”

在曾国藩苦口婆心地劝说下，曾国荃终于答应了。

明代人杨继盛在遗嘱中写道：“宁让人，勿使人让；吾宁容人，勿使人容；吾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则即时丢过。

这番话归纳为一个字：恕。每一句都是宁肯他人负我，我不能有负于他人。

曾国藩自然晓得其中的妙处，他尽力要留给别人一个圣人的形象。原因有二：一是他需要有人跟随；二是他知道，暴露坏德性，害处无穷。

正是出于这种理解，曾国藩在京城八年，从来不肯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

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信：“情愿别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别人的便宜。”并嘱咐他们：“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切记。”

俗语说：“吃人口软，拿人手短。”占人便宜只是一时之利，麻烦和祸端可能就会生长起来。曾国藩是一个精明人，他想到了这一点。

1849年，在京城的寓所里，曾国藩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书籍，一是衣服。

曾国藩还表示，将来辞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其余都与兄弟五人抓阄平分。所有的书籍，一律收藏于“利见斋”无论兄弟还是后辈，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曾国藩说自己绝不保留任何东西。

曾国藩一直声称自己经济紧张。在京城做官，虽然他对家庭有些接济，却欠了一千两银子的债务，还说回家的路费都凑不上。

这是一种德性的有意彰显。不精于心理学的人，往往忽略这种细节，只会感动于他的德性。

曾国藩被很多人尊敬，与他在德性上花的工夫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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