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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冰岛,我去看了辛格韦德利火山岩间的那块巨石,大家叫它“法律石”。
我去的时候那里非常寒冷,却咬牙忍冻站了很久。初一听,那是北欧海盗们自发地接受法律仲裁的地方,去看看只是出于好奇。但是站在那里,我却想到了中华文明的一大隐脉,回到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后花几天时间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
中华文明的这一大隐脉,就是武侠精神。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至今爆红,证明这一隐脉的潜在力量至今犹存。往往是以家族复仇为起点,各自设定正义理由,行为方式痛快、壮烈,贯串着对“好汉人格”的崇拜。但是,这一隐脉在本性上是无视法律的,因此也造成了中华文明与近代社会的严重阻隔。无数事实证明,“好汉人格”很容易转化成“暴民人格”,荼毒社会。
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法律石”前,我发现了当年北欧好汉们如何花费几百年时间,痛苦地更换荣誉坐标,改写英雄情怀。
更换和改写的结果,是放下长剑和毒誓,去倾听法律的宣判,以及教堂的钟声。这就与中国好汉们遇到的“招安还是不招安”的问题判然有别了。如果也要用“招安”这个词,那他们是被法律和宗教“招安”了。我写道:
很多好汉本来是为了求得一个社会公正而勃然奋起的,结果却给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公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东西方都会有那么多江湖恩仇故事,既无规则又企盼规则,即便盼来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难平。这是人类很难通过又必须通过的精神险关,只有通过了这个精神险关,才能真正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我特别注意的,是北欧的好汉们通过这个精神险关时的挣扎过程,《萨迦》对于这个挣扎过程有细致的描述。相比之下,中国好汉们心中的“社会公平”,一直是单向的,复仇式的,因此与法律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冲撞的。
《萨迦》记载,“好汉中的好汉”尼雅尔和贡纳尔等人既看到了以复仇为基础的老荣誉,又看到了以理性为基础的新荣誉,而且,还看到了当时法律的代表者是一个小人。但他们还是愿意为新荣誉和法律,献出生命,并忍受讥笑。
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同时代的中国故事中找不到,于是后来也就更难找到了。
由此,我把“法律石”当作了一个重要的对比点。
这里发生的故事,曾使司各特、瓦格纳、海明威、博尔赫斯非常兴奋,但是,由于海险地荒,他们都未能到冰岛来看看。我有幸来了,并在这里想着中华文化。
八
最后一个主要对比点,是一面蓝旗。
这面蓝旗,就是欧盟的旗帜,在欧洲到处都可以看到,却更权威地飘扬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大堂门口。离欧盟总部仅四十公里,便是改写了欧洲近代史的滑铁卢战场。这种近距离的对接,让我不无震撼。
不朽的伟业、成败的英雄,总是维系在滑铁卢和其他许多战场上。永久的目光,总是注视着在炮火硝烟间最后升起的那面胜利者的旗帜。然而,欧洲终于告诉我们,最后升起的旗帜无关胜负,无关国家,无关民族,而是那面联合的旗,与蓝天同色。
我们中国人已经关注到了这个现实,但对这个现实中所包含着的深意,却还比较漠然。
就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而言,欧洲特别有声有色。从古代到近代,世界历史上最传奇、最残酷的篇章,大半发生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之间。对此,欧洲居然有更宏伟的良知,提出了反证。
中华文明在本性上具有一种开阔无垠的天下意识。民族国家的概念,则产生于遭受内乱和外力的威胁之时。目前,当中国终于大踏步走向国际社会的时候,既有可能因视野打开而显出气度,又有可能因竞争激烈而倒退回狭隘。
于是,我觉得有一些话,应该从欧洲的土地上写给中华文化:
康德相信人类理性,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最终建立世界意义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正是这种构想,成了后来欧洲统一运动的理论根据。
我当然更喜欢康德,喜欢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欢他隐藏在严密思维背后的远见。民族主权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欧洲的血火历程早已证明,对此张扬过度必是人类的祸殃。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最终的方向。任何一个高贵的民族,都应该是这些共同原则的制定者、实践者和维护者。
欧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别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这种立场。
事实早已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证明,很多邪恶行为往往躲在“民族”和“国家”的旗幡后面。我们应该撩开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类、反社会、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庞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合力予以战胜。否则,人类将面临一系列共同的灾难。大家已经看到,今天的绝大多数灾难,已经没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课”。
九
在欧洲考察,当然不会像上次考察北非、中东、南亚那样恐怖,但也不是预想的那样安全。
西班牙北部的分裂主义集团在不断地制造事件,我们在那里时天天受到人们紧张的提醒;德国的“新纳粹”专挑外国人动手,这又要让我们一直处于警觉之中;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一带,我们被告知,即便是在街边停车吃一顿饭,出来时很可能被卸掉了一半车轮;一个当地人说:“我们这个区,至少有一半人进过监狱”,这可能有点夸张,但追捕黑手党的凄厉警笛却确实常在耳畔;欧洲各地都能遇到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因此偷盗事件的发生如家常便饭……
我们车队的重大失窃发生在巴黎,车上的几个大箱子都没有了。后来经过细致的回忆,发觉由于我们不熟悉市内交通而临时雇来的司机有极大的疑点。他很可能是盗窃集团的成员,停车时故意没有把车门锁住。
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我们停在不同停车场的几辆车,车窗全被砸得粉碎,几台手提电脑不见了,连我的数码相机也不翼而飞,包括弥足珍贵的考察照片。去警局报案,警察平静地说,那是吸**的人没钱了才这么干的,但这样的案子天天发生,从来没有破过。
这一切说明,尽管我一路都在以欧洲文明为坐标来寻找中华文明的短处,但欧洲文明自身遇到的麻烦也很多。人类的很多灾难是互渗的,我在中东和南亚看到的种种危险,也都在欧洲有明显的投射。连法国图卢兹这样原以为最平静的城市,我们也遇到了大爆炸。可惜,优秀的欧洲,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灾难已经失去敏感和关切,对于已经来到身边的危机也缺少应对能力。我写道:
上几代东方文化人多数是以歆羡和追慕的眼光来看待欧洲文明的,结果便产生了一种以误读为基础的滥情和浅薄。这种倾向在欧洲本身也有滋长。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欧洲的旅途,使我对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一书所阐述的法国哲学家柯杰夫(alexandrekojeve)的观点产生质疑。这种观点认为,欧洲集中了从基督教文明到法国大革命的多种营养,战胜了诸多对手,在物质的充裕、个体的自由、体制的民主和社会的安定等各个方面已进入了历史的终结状态。今后虽然还会有局部冲突,整体趋向却是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消费和游戏。
我觉得,这种观点,是一种躲藏在自己价值系统里的闭目塞听,也是对各地实际存在的危机、积怨、恐怖、暴力的故意省略。欧洲的这种心态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不安全,因为当一种文明不能正视自己的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结果只能削弱自己的体质。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在学习欧洲文明的时候,不能继续像文化前辈那样一味抱歆羡和追慕的态度,而应该作一些更深入的总体思考。
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差别很大,但既然都称为“文明”,就必须应对所有文明的共同敌人,那就是一切非文明的力量,例如恐怖主义、核竞赛、环境污染、自然灾害……
这也正是我不赞成亨廷顿教授的地方,他只指出了各个文明之间有可能产生的冲突。事实上,二十一世纪的最根本冲突,产生在文明与非文明之间。守护全人类的整体文明,是迫在眉睫的当代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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