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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丹死亡行军（第2页）

几分钟之后，一个日本军官跑过来大喊大叫。没人能听懂。他也没有打任何手势，但大家还是知趣地赶紧返回队伍。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满脸堆笑的日本军官在战俘队列周边转来转去，随后命令日本兵检查所有俘虏的制服，那些身上有水迹的人都被拉出来在路边站成一排，之后他下令日本兵向他们开枪。

路边的沟渠和河塘里，到处可见因曝晒肿胀膨大的尸体，乌鸦把尸体啄得皮开肉绽，引来成群的绿头苍蝇。有几十具尸体被砍去了头，阿兰·斯托维尔中校一路数着，当数到第二十七具时他对自己说：“不能再数了！”再往前走时，他把眼睛直盯着前面，再也不敢回头或往两边看。

威廉·迪易斯中校看到，一位走不动的菲律宾士兵被日军士兵拿刺刀戳穿了胃，在滚烫的尘土里翻滚抽搐。倒下去就意味着死亡，一些人想上前把他扶起来，但被日军制止了。大家只能互相鼓励着，艰难地走下去，因体力不支倒在路旁的人，很快被跟在后边的“清洁队”清洁掉了，噼噼啪啪的枪声不时响起。

列斯特·坦尼远远看见一队日本兵的前面跪着一个美国战俘，战俘后面站着一个日本军官，他举着武士刀在空中挥来挥去。热身练习做完之后，这名日本军官将武士刀高高举起，急速挥下，日本士兵高呼“万岁”，美军战俘刹那间身首异处。这个军官把战俘的躯干踢倒，所有日军士兵都开心大笑着走了。坦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日本人竟然将砍头当作他们的娱乐方式。

托尼·阿基诺中尉——就是腰里绑着乒乓球游泳到科雷希多，去向奎松告美国人状的那个青年人，他在路上既不能休息也喝不到水。到巴丹以来，他的体重减轻了20公斤，可双腿肿得很粗。他前面的一个美军俘虏摇摇晃晃跌倒在地上，一个日本兵上前不停地踢他的胸部。那个俘虏挣扎着想爬起来，向日本兵伸手哀求，后者从容地把刺刀对准了他的脖子，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这还不够，那名日本兵又在尸身上狠狠地补了几刀，旁边的阿基诺等人惊呆了。在他没看见的一片开阔地上，日军像训练刺杀一样一口气挑死了300多名菲律宾俘虏。一位历史学家后来说：“使用战俘和平民练刺刀和其他种种残忍行为，让东南亚人民深刻领教了武士道精神的最新含义。”

一个叫汉克的美军俘虏滑倒在路边的灌木丛中，他试图挣扎着站起来，可虚弱的身体已使他力不从心。几个日本兵朝汉克跑过去，一人用刺刀恶狠狠地朝他身体上连扎了四五刀。鲜血不断从汉克的上衣里流出来，他挣扎着重新回到队伍，可没过多久就因失血过多再次倒下。这一次他被日本兵直接开枪射杀。汉克的死给了战俘们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为了能够坚持活下去，在行军中千万不能停下脚步，那是死亡的先兆，除非你想“永远休息”。解决大小便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拉在裤子里。

在一支战俘队伍里，40多名美军战俘勇敢地选择了逃跑，他们跳下路边的悬崖准备从海上逃生。日军立即举枪射击，他们中绝大多数被打死在水里。几个跳上沙滩的战俘被日军残忍地用沙子活埋。一个挣扎着向海里跑的战俘引起了日军的兴趣，他们用刺刀在他身上乱刺，强迫他加速爬行，还将汽油泼在他的脚上点火取乐。看到火中挣扎嘶叫的战俘，旁边的一大群日本兵狂笑不止。更多的汽油被浇上去，直到那名战俘被活活烧死在沙滩上，那些日军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在北面的一个休息点，罗伊·卡斯尔贝里下士看见两个平民挖了一个坑，把一个昏迷不醒的美军上尉放进坑里。不料这个上尉突然拼命挣扎起来，企图逃离为他挖下的坟墓。一名日本兵命令两个菲律宾人用铁锹打，并举枪示意违反命令就打死他们，两人才带着痛苦的神情把那名上尉打倒在坑里活埋了。卡斯尔贝里看见上尉的一只手还伸在外边，软弱、绝望地向空中乱抓，最后慢慢停了下来。

终于离开了巴丹，战俘开始朝东面的卢巴奥方向走。有些人实在渴得无法忍受，便冒着生命危险溜进路旁的地里用甘蔗解渴，胆小的只能在后面争着捡起同伴扔下的嚼过的甘蔗渣。大部分人已不能小便，能小便的人撒尿时也痛苦异常，尿道像被烙铁烧着似的。即便如此，能把尿排泄出来还是让他们感到说不出的痛快。

卢巴奥只有3万人口，街道两旁站满了淌着眼泪的百姓。他们想把手中的食物扔给俘虏，立即被暴戾的日军用枪托赶开。

在城的尽头，日军把俘虏赶入一座铁皮盖顶的房子，那里原先是一座碾米厂。厂房里挤了足足几千人，只有一个水龙头。其余的人被圈在厂外，也只有一个水龙头。在这里，虐杀行为已变成家常便饭，俘虏被日本兵随意活活打死。日军将战俘作为靶子让新兵刺杀以练胆，一名新兵在长官逼迫下一口气刺杀了15名战俘。

到铁路中心圣费尔南多只剩下15公里路程，却是其中最艰难的一段。被坦克、卡车轧裂了的柏油路面被烈日烤得软软的，俘虏早已磨起了泡的光脚板犹如在火炭上行走。到了市郊，他们从左右两行卡车中间经过，车上的日本兵拿着棍子挨个儿敲打步履蹒跚的美国人和菲律宾人。进入城内，从吕宋岛各处赶来的百姓忙着从行列里寻找自己的亲人，看到瘦骨嶙峋的战俘队伍走过来时，人群中瞬间哭声四起。

河根的计划在这里得到了部分实现。俘虏分到了一些食物和水，日本人没有多余的粮食给他们吃，那些参加攻击科雷希多的日军士兵都吃不饱，他们一贯的做法是“从敌军手中抢夺补给”，他们还觊觎着能在马里韦莱斯抢到美国人的罐头呢。

战俘随后被关进一些临时集中营。阿基诺中尉被关在一家破旧的醋厂里。筋疲力尽的他倒在一张破席上就睡着了。后来他被叫醒，带进了一座日军兵营，他看到父亲和一个日军大佐站在那里，父子俩紧紧拥抱在一起。“阿基诺先生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个日军大佐用英语说，这个人是宪兵队长。他对小阿基诺说，“你可以回家了，对你们这一路的遭遇我表示歉意，请原谅。”

那个日军大佐离开后，老阿基诺告诉儿子，自己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菲奸”，是奎松总统命令他和劳雷尔假装与日本人合作的。现在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与日本人周旋，让更多的菲律宾战俘活着回家。“爸爸，要快一点儿，我们的人正在像苍蝇一样死去。”

战俘被装进了一些破旧的有盖货车，每一节车厢都塞进去100多人。患痢疾的人控制不住，只能在车厢里大便，有些人呕吐，但也只能吐在别人身上。火车跑得很慢，车内的臭味令人无法忍受。拥挤使得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仍然笔直地站立着。沿途经停了几个小站，这时他们才能稍稍松口气。一些稍显善良的看守会将车门打开，倾泻而入的新鲜空气对他们来讲简直就是仙露。车门一开，往往会有一些菲律宾人向车上递水和食物，原来不太瞧得起菲律宾人的美国人也开始懂得他们的善良了。

火车终于到了卡帕斯，俘虏陆续开始下车，那些早已死去的人终于倒了下来。有些人能跳下火车，有些人只能挪到门边，然后慢慢滑下去。在走完最后13公里没有树荫的土路之后，俘虏终于来到了奥唐奈战俘营，看守把他们赶进大门，大门两边的塔楼上架着机枪。俘虏在烈日下坐了一个小时，来了一个日本军官，他用恶毒的口吻通过译员向大家宣布，美国是他最痛恨的敌人，即使再花上100年，日本人也要狠狠地去揍美国人。

在被转移了几座战俘营后，列斯特·坦尼最后在三井财阀的三池煤矿充当了3年多的奴隶劳工，幸运地保住了性命。战后，他成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荣誉终身教授，是美国财政学的权威学者，也是美国巴丹—科雷希多老兵协会会长。他根据亲身经历写出了《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一书，向世人介绍了日军在巴丹犯下的罪行并多次向日本要求赔偿。

在第一批俘虏被关进奥唐奈战俘营两天之后，《马尼拉论坛报》第一次刊登了行军的照片和日本人授意撰写的一篇报道：“4月9日，在巴丹前线投降的战俘已途经圣费尔南多、邦班牙等地到了长期收容他们的集中营。要描写他们进入集中营前一路上的可悲情景是不愉快的，因此本文不打算详谈。”

那些愤怒的幸存者认为，这次充满杀戮的死亡行军是日本人特意设下的毒计，不过这场残暴行动似乎并不是事先策划的。也有极少数运气不错的人，他们坐着卡车从巴兰加到圣费尔南多，路上没吃多少苦头。步行者有一些人也吃上了饭，没有遭到虐待。然而大部分人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在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本军人眼中，1929年制定的《日内瓦国际公约》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他们认为投降是最不能容忍的行为，他们宁愿战死，也不愿因受伤或在不省人事时被对手俘虏，那将成为终身的耻辱，也就是所谓的“生不如死”。他们愿为天皇战死，那样会为家人带来荣誉，灵魂也会得到拯救。东条在任陆军大臣时颁布的《战阵训》中这样描述：“知耻者勇，应常思乡党家门之脸面，益愈奋励，以不负其期待。生不受虏囚之辱，死勿留罪过之污名。”日本军人手册上这样写着：“必须牢记，被俘一则有辱于皇军，二则连累父母家族，因此永远无颜见人。要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因此，他们视战俘像奴隶一样下贱，他们像奴隶主一样任意处置这些俘虏，随意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

此外，豺狼参谋辻政信拿着本不存在的鸡毛当令箭的做法，也是造成俘虏大面积死亡的一大原因。在日本军人眼中，大本营的命令至高无上，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尽管那只是口头的命令。像生田和今井那样要求出示正式命令的人寥寥无几。

号召对白人和他们在有色人种中的“帮凶”复仇的绝不只辻政信一人。《日本时报与广告报》在4月24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公开附和辻政信对战俘绝不心慈手软的命令：“他们（盟军）在为一项他们深知是徒劳无益的事业中丧失了性命，未死者投降完全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在所有战役中，他们始终表现出极端的自私，所以我们绝不能把他们当作普通战俘来对待。他们违反了神的训诫，他们的失败罪有应得，对他们发慈悲就是延长战争。在战场上他们向来不择手段，我们必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迟疑是没有必要的，犯罪者必须予以扫除。”辻政信处决俘虏的假命令，不过是往干柴堆里扔下了一个点燃的火把而已。

即使到了战后，仍有很多日本人对此矢口否认。日本战史专家伊藤正德公开叫嚣，如果任由战俘留在巴丹半岛，从科雷希多飞来的炸弹或者疟疾可能让他们全部丧命。伊藤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巴丹死亡行军”，而应更名为“巴丹生存行军之旅”。

除安排参谋人员向下假传命令，辻政信还亲自教唆第十六师团参谋长渡边三郎大佐，任意射击那些行进中的战俘。本间并不知道辻政信下达过这样的命令，参谋长和知鹰二也是战后才知晓此事。此时本间正一心一意盘算着如何进攻科雷希多，两个月后，他才知道死于行军途中的美菲军士兵比死在战场上的还多。最后活着抵达奥唐奈战俘营的只有54000人，不过有许多人在途中跑掉了，尤其是那些菲律宾士兵，一旦混入平民中就很难发现，谁也无法统计最后确切的死亡数字。据估计，在行军途中死亡人数在7000名到10000名之间，其中约2330名是美国人。那些活着的人又有许多在战俘营里因虐待和饥饿致死。

最初外界对发生在巴丹的这场暴行一无所知。几个月后，三名美军战俘在菲律宾游击队的帮助下从战俘营中逃了出来，几经辗转来到了澳大利亚。麦克阿瑟亲自接见了这三个从死亡线上侥幸逃生的士兵，才了解到那次悲惨至极的“死亡行军”，以及监禁幸存者的战俘营里随后发生的种种暴行。

麦克阿瑟立即向新闻界散发了三名士兵的报告和他本人的声明：“对于这种野蛮残酷对待战俘的行为，令我感到无法形容的痛恨。这种行为违反了最神圣的军人荣誉，并且将永久玷污日本军人的信条，任何其他交战国都不会贬低这种荣誉。我的神圣职责，是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些残暴的行为加以严惩。使我深感荣幸的是，我曾率领过这些以寡敌众、为光荣事业而勇敢作战的士兵。”

麦克阿瑟为此流下了痛苦的眼泪，并发誓报仇雪恨，巴丹从此成为他寝食不忘的心灵圣地，重返巴丹成为他一切行动的终极目标。他把自己的“吉恩”号专机改称“巴丹”号，司令部代号也更名为“巴丹”，同时下令所有参谋人员必须用“这是巴丹”来回答所有电讯。后来当他在布纳取得对日作战的第一次胜利时，麦克阿瑟只说了一句话：“今晚，那些在巴丹阵亡的官兵可以安息了！”

对于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美国并未大肆渲染。华盛顿考虑一旦那些悲惨的故事被民众得知，势必群情激愤，他们会要求政府立即派出重兵向日本人复仇，这势必影响盟军“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一直到了战争后期的1944年1月27日，美国政府才发表公开声明，告知民众日军在菲律宾犯下了“巴丹死亡行军”的残酷暴行。

参谋长马歇尔在声明中指出：“对无助的受害者施以残暴的报复行为，表明日本自蛮荒时代以来所取得的任何进步都是浅薄的。我们正式告知日本军界、政界乃至日本人民，日本的民族未来，完完全全、不折不扣地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具有摒弃其原始野蛮本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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