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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营救（第2页）

等劳森醒来时，他已经沉到水下四五米的地方，仍然被安全带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意识到身受重伤之后，劳森解开安全带奋力游向水面，之后开始费力向岸边移动。海浪一次又一次将他拖回水中，终于一个浪头把他推上了岸。他的双腿已毫无知觉，左膝被划出一道大口子，碎裂的膝盖骨露在外边。作为驾驶员，他觉得飞机坠毁完全是自己的责任，开始大声咒骂自己。忽然他觉得那声音有些陌生，伸手去摸嘴巴，发现下嘴唇被豁开了，伤口一直延伸到下巴底下，上排牙齿都弯到嘴里去了。他将手指放进嘴里试图将牙齿扳直，不想它们完全脱落下来了。劳森气愤地将满手的牙齿扔掉，这时他看到了达文波特。

麦克卢尔在水中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两条胳膊全断了，随后他看见了不远处同样无法移动的克莱弗。两人费力地从水里走出来，然后瘫倒在海滩上。

戴夫·撒切尔在机尾被撞晕，还好他戴着飞行头盔。当他从机腹爬出来时，听到了麦克卢尔叫他的声音。5个人一个不少，但个个重伤。劳森和达文波特颈部严重受伤，其他3人面部、背部、腿部都血流不止。不时有日军巡逻艇从附近海面经过，丧失行动能力的几个重伤员只好就这样躺着听天由命。

海堤上出现了两个人影，机枪手立即挣扎着开始瞄准。麦克卢尔叫道：“别，他们是中国渔民，我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过。”

麦克卢尔判断完全正确！他们幸运碰上了中国的游击队。随后更多游击队员赶到，将几位伤者背到附近的一间小屋。让麦克卢尔惊讶的是，背他的那个中国人又瘦又小，体重最多45公斤，而他自己足足超过90公斤，他不知道这个中国人身体里怎么能够迸发出那么惊人的力量。劳森想对背他的那个人微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他无奈地闭上了眼睛，知道自己不论身在何处，围绕在他身边的都是好人，大家都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浴血奋战，这就足够了。他嘴里喃喃地说：“如果我们能留在这里，如果我能恢复过来，那就太好了，我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

游击队队长郑财富曾在英国人的轮船上打过工，他很快弄清了飞行员的身份。海边村落缺医少药，郑队长决定将伤员送到相邻的一个县城救治。19日18时，一支十几人的担架队行进在海边的堤坝上，一艘平底帆船朝岸边静悄悄地驶过来。游击队员抬着担架走下了堤坝。忽然帆船上传来一声尖哨，劳森等人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连人带担架扔到了旁边的沟洼之中。

还没等伤员叫出声，伏倒在沟边的游击队员将手指放在嘴边做出了噤声的姿势。抑制不住好奇心的劳森稍稍抬起了头，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忘记了疼痛。一艘日军巡逻艇正向帆船快速靠近，日本人很快登上了船。汗如雨下的劳森后来回忆说：“躺在土沟里的等待近乎煎熬，这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拷问。”

帆船上的中国人神色自若。虽然附近已发现了飞机残骸，但那几个日军士兵没有察觉出这几个渔民与美国人有什么牵连。日军的小艇最终驶向深海，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大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好险哪！

担架被重新抬入船舱。紧扣扳机的游击队员目光炯炯，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一路平静无波，几位伤员很快被送到了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临海县。临海并不安全，这里距日军最近的据点不到20公里。如果让日本人知道美国飞行员到了这里，他们很可能派出重兵攻打县城。伤势最重的劳森伤口感染，急需手术。

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劳森后来感慨地说：“整个中国都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在每一张沉滞的面孔背后，都在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激动着，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劳森想起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在街上或电影院门口看到有人在为中国人的抗战募捐，他很多次从那里经过，偶尔也会捐上一两美元，当时还觉得自己非常慷慨。现在他觉得实在过意不去，心里光想哭。

很快，另一座城市的一个知名医生陈慎言到了临海，他毕业于上海私立东南医学院。陈医生为美国人检查了病情，提出要将他们转移到自己的医院——由于曾帮助过受伤的飞行员，1945年赴美就读的陈慎言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亲自接见。4月21日上午，8时，一行人准备再次启程。当地政府为他们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乐队什么的都有，”撒切尔后来如此回忆，“一队中国士兵沿路边列队立正，向每位经过的飞行员敬礼，我们中那些还能动弹的队员也回敬了军礼，我想，应该不会有比我们这队更吓人的队伍了。”

劳森被抬在担架上，65公里的路程花费了整整12个小时。珍贵的手术器材和药品也通过秘密途径送到这里，随后赶到的怀特医生为劳森实施了截肢手术。虽然失去了一条腿，但他幸运地保住了性命。村民为劳森送来了鸡蛋、牛奶等营养品，这一切都令他终生难忘。

5月18日，度过了危险期的劳森等人被安排转移。由于身体尚未复原，当地政府特意为他们安排了轿夫。接下来的一路被劳森称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当地人送上精美的食物。在战争状态下，劳森想象不出他们是如何“变出”那些美味的。他们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辆1941年款的福特轿车，这在当时的中国绝对属奢侈品，不知道哪位富商为勇士贡献了自己的座驾。

不幸截肢的劳森是个文化人，后来他依据亲身经历写出了《东京上空三十秒》一书，书中内容在1944年被搬上银幕，成为家喻户晓的热门电影。劳森在书中写道：“我不断想起那些勇敢、坚忍的中国男女。他们将我们救起，用自己的身子背负我们，给我们吃，照顾我们，并帮助我们逃走。我不知道在他们被日本人拖去杀戮时是否会想到，在被他们救起的那些人中，有人会一遍又一遍地轰炸日本。希望这能给他们带去一丝慰藉。”

命运最惨的当属迪恩·霍尔马克的六号机，他们中只有领航员蔡斯·尼尔森看到了最后的胜利。在距离中国约160公里的海域，飞机遇到极端恶劣的天气。尼尔森告诉霍尔马克，大约再有3分钟就可能到达中国海岸。透过暗夜，霍尔马克依稀看到了陆地。就在轰炸机逼近海岸的时候，飞机左引擎停止了工作，几秒钟后右引擎也熄火了。轰炸机一头扎了下去，霍尔马克想：“我们应该不需要降落伞了。”

飞机坠落在离浙江象山县海岸不远的地方。19日8时左右，在海滩上昏迷了整整一夜的尼尔森慢慢清醒过来。天气变得异常晴朗。沿着海滩，尼尔森远远看到了两具被海浪冲上来的尸体，他们都穿着美国军队特有的橙色救生衣，那无疑是自己的战友。他从地上爬起来，向那边走去，当他扒开一丛灌木时，前面出现了一双帆布步胶鞋，再往上脚上打着绑腿，再往上，一支来复枪正对着他的头。尼尔森站了起来，他看清那两具尸体是投弹手比尔·迪特尔和机枪手唐·菲茨莫里斯。

这个人竟然会说英语，问他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尼尔森回答是美国人。对于尼尔森的反问，对方回答是中国人。不远处传来日本人巡逻艇的马达声，中国人告诉尼尔森，“要是被日本人抓住，我们俩都得死。”两人穿过灌木丛中的一条小路躲进了竹林，那里可以远远看见日军的巡逻艇基地。尼尔森问对方怎么会英语。这个姓陈的中国人告诉他，自己是在上海当出租车司机时学的。

两人一起来到游击队驻地，那里有20多个游击队员，个个衣衫褴褛。让他稍感欣慰的是，他见到了一条腿严重受伤的迪恩·霍尔马克和副驾驶鲍勃·米德尔。大家用简单的木质棺材埋葬了两位战友，三人为牺牲的同伴念了一段祈祷文。

日本人的搜捕使他们无法离开。到第三天中午，大门外突然出现了嘈杂声，一个中国人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告诉他们“日本人来了”。三个美国人看到门外有数百个日本兵，他们带着枪、刺刀和手榴弹。三人很快被发现，一名留小胡子的日本队长让翻译告诉他们：“你们现在是大日本帝国陆军的俘虏。你们无须担心，我们会对你们很好的。”美国人很快就会发现，事实与日本人说的恰恰相反。

三人被戴上手铐，然后用绳子加固，晚上还被加上了脚镣。32个日本兵用一艘船运送他们，昼夜不停。4月24日，他们被送到了当时日本人占领的上海。

另一架不幸的飞机同样与“6”有关，就是比尔·法罗的十六号机，他们最后一个从航母上起飞。在临近中国海岸时，恶劣的天气甚至让副驾驶鲍比·海特想起了老家得克萨斯的龙卷风。领航员乔治·巴尔建议向西飞行15分钟后再折向南，这样可以确保飞机降落在中国人控制的区域。但法罗不想让飞机坠毁，他一直向西，试图找到适宜降落的地方，这就意味着他们越来越接近日战区——南昌。最后油料耗尽，他们选择了跳伞。

掉在一座坟头上的投弹手萨泽摔断了几根肋骨。他拔出手枪朝天开了几枪，试图以此来吸引同伴，四周没有任何回应。天亮之后，他选择了向西走，路上遇到了几位村民。后来他发现了前面的一处营地，一个士兵正在外面的水沟里清洗军服。他递给那个人一根烟，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很快就来了十几个人，人人拿着步枪和刺刀。他们缴了萨泽的枪，然后带他进入营地。一名士兵问他：“你是怎么到这里的？”萨泽拒绝回答。一名翻译很快来到。“你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萨泽问。翻译向他宣布：“你现在在大日本帝国陆军的手上。”

领航员巴尔落入了一片水田，爬出来后，他走了很久，上了一座小竹桥。忽然，他的后背被一支枪顶住了，巴尔只好跟着走到路边的一个防空壕。里面走出几个士兵，巴尔被五花大绑。他随后被押到一个叫南昌的中国城市。在一个房间里，他见到了十几个军官，巴尔认出那些是日本人。十六号机组5个人无一幸免，最后被抓到的是法罗。这样加上六号机，总共有8个人成为日军的俘虏。

4月20日，十六号机组的5个人被押解到南京。几个人被单独关押，以防串供。美国人提出，作为战俘他们应该享有相应的待遇，几个人只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军衔和编号。“我立下过誓言，不会透露任何军事秘密。”法罗说。美国人太天真了，他们随后遭到了严刑逼供。斯帕茨编造说，他们从中途岛以西的一个小岛上起飞。鲍比·海特坚持起飞地是阿留申群岛。几个人的说法都不相同。

消息很快发回东京。在详细查看过地图之后，宇垣缠认为这些人说的地点都不靠谱，当时所有飞机都飞不了那么远。他在《战藻录》中写道：“他们说的没有一句真话，第一次审讯毫无帮助。我们必须做进一步调查，为将来的作战做更充分的准备。”不过日军还是从谎言中得知了一些细节，他们推测至少有13架飞机坠毁在中国。

听了宇垣的汇报，山本同样是怒不可遏：“当你自信满满地以为一切尽在掌握的时候，被敌人抓住漏洞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虽然我方损失不大，但大日本帝国的领空被侵犯了，却没有击落一架敌机，这已经足够羞辱了。这形象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再怎么糟糕的进攻也胜过完美的防御。”此时山本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小岛，它的名字叫中途岛。

到21日，判断哈尔西舰队早已走远的飞行员终于开口了。巴尔供出所有飞机都是从航母上起飞的。宇垣对美军空袭计划的精妙设计感到好奇，甚至是赞赏，自尊心也得到了一丝安慰：“这16架飞机是如何被放在航母上的，一定要努力破解这一谜团。”

4月22日，六号机组成员被蒙上眼睛送上了一架飞机。几个小时之后，萨泽偷偷向窗外窥探，他看到了一个以前似乎见过的地方，后来知道那里叫富士山。27日，六号机组幸存的3名成员也被押到了东京。

唐纳德·史密斯的十五号机组同样遭遇了险情。他们在燃油尚未用尽的时候因引擎动力不足在海上迫降。5个人逃上救生筏，但救生筏很快被巨浪掀翻。在与海水搏斗了两个小时后，几个人总算都上岸了。

史密斯发现不远处有昏黄的灯光，几个人就此来到了一家渔民的小屋前。史密斯用力敲门，并喊着朱立卡教给他们的简单的中国话。一个渔夫提着灯笼把他们领进了屋，在地上用稻草生起一堆火。渔夫叫醒了母亲和妻子为美国人烧茶做饭，他们甚至吃上了米饭和虾干。怀特成为其他机组成员嫉妒的对象，“因为我会使用筷子，而他们只会用手抓”。

天亮时，屋里挤进来许多好奇的村民。后来怀特回忆说：“我们不太确定他们的政治派别，但他们的友好是毫无疑问的。”大家开始比画着交流，一个村民拿出一本年历，每页上方都有英语单词。通过翻看一本词典，怀特告诉村民他们是美国人，刚刚轰炸了东京。听到这一消息的中国人显得非常高兴。美国人的湿衣服还在一边晾着，有些人就直接脱下身上的衣服给他们穿。

他们无疑是幸运的。这里叫檀头山，这一区域是唯一未被日本人控制的地方。渔民把家里唯一的一张床让给美国人睡，那不过是一个简易的土炕另加一条被子。条件很差，但精疲力竭的美国人还是睡得很香。睡前，格里芬迷迷糊糊地告诉怀特，等战争结束后他肯定会回到这里，靠卖给中国人弹簧床垫去发大财。

因为这里离日占区很近，一行人第二天晚上乘坐一艘小舢板出发。船在半夜时分到了南田岛，这里是劳森机组坠毁的地方。在一家农舍，他们邂逅了救走劳森机组的那位游击队长。游击队长拿出了劳森等人留下的纪念品，还有一张写有达文波特名字的卡片。当天，他们吃到了中国人为他们精心准备的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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