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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人杜立特（第2页）

二、考虑在北太平洋航行将要遭遇到寒冷天气，机翼前端和机尾安装了除冰器，防止燃油冻结。

三、为防止发报被日军截听，暴露战术意图和舰队具体位置，行动全程将严格实施无线电静默，只收不发。这样机上104公斤重的无线电设备就没了用场，全部予以拆除，以减轻飞机重量，节约每一滴燃油。

四、在投弹舱部位加装副油箱。最初使用65加仑钢制油箱，由于多次出现漏油事故，改用225加仑的橡皮油箱。在投弹舱上方加装160加仑的折叠式橡皮油箱，油料用完后可压瘪折叠。在机腹炮塔中安装110加仑的金属副油箱。以上综合措施，使飞机可携带的燃油从设计的646加仑提高到1141加仑。考虑到抵达中国尚需一段时间寻找可供降落的机场，所以在飞机尾部无线电员座舱加装了一个60加仑和10个5加仑的小油箱，要求机枪手在飞行途中不断地将小油箱的燃料加注到炮塔的副油箱里，然后在小油箱上钻洞扔出飞机，使之很快沉入海底，不给敌人留下任何追踪舰队的蛛丝马迹。

五、改进炸弹舱的炸弹挂钩，使之能够在加装了副油箱的狭小空间里放置2颗227公斤爆破弹和1颗454公斤燃烧弹。使用的特制燃烧弹为子母弹，内置128颗3公斤重的子燃烧弹，可以最大限度地引燃攻击范围内的建筑物。

六、这次行动更重视对敌人心理上的打击，因此轰炸精度和实际效果就变得不太重要。b-25原来配备的诺顿瞄准器被卸了下来。这种重34公斤的瞄准器由2000个以上零部件组成，类似一个模拟计算机，以著名荷兰设计师卡尔·诺顿的名字命名，在1200米以上的高空能够取得良好的轰炸效果。本次轰炸要求在460米以下高度投弹，高精度的瞄准器实在是大材小用。属于高尖端科技的诺顿瞄准器造价高达1000美元，一旦飞机被击落或迫降在敌占区，这种珍贵的瞄准器很可能落入日军之手。但轰炸没有瞄准器也不行，最后代之以飞行员格林宁上尉发明的简易瞄准器。这种用报废的硬铝材料制成的简易替代品重量不到1公斤，价格仅仅20美分。大家亲昵地给它起了个响亮的绰号“马克·吐温”——那位大作家患有色盲症，因此被拿来嘲讽这种成像色彩度不高的瞄准器。

七、为了减少重量和避免意外中弹起火，严格限制飞机携带照明弹的数量，只在有装甲保护的飞行员座位后留了2颗，以供夜间着陆时使用。以上综合措施共计减少重量181公斤。改装后的24架轰炸机中有2架安装了摄影机，以便抓拍轰炸效果。

1月31日，根据阿诺德的要求，美国陆军航空兵参谋长卡尔·斯帕茨准将向杜立特提交了要轰炸的10个日本城市备选名单，并详细标明这些城市中需要重点打击的军事目标。为了造成更大的影响，使日本无法掩盖本土被炸的事实，阿诺德决定对多个城市实施轰炸，哪怕派去的仅仅是一架飞机——不要实际战果，只求轰动效应。

“阿卡迪亚”会议之后，约瑟夫·史迪威中将被选作蒋介石的参谋长派往中国。临行之前，阿诺德特地召见了史迪威，暗示“美国将会派轰炸机到中国去”。他要求史迪威在中国准备多处备降机场，同时在这些机场存放轰炸机所需的汽油和航空润滑油。

华盛顿同时向重庆政府提出了相关具体要求。对于此事，蒋介石在1942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美国声称将有轰炸机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降落，要中国准备临时跑道。”出于保密考虑，美国并未将真正作战意图和详细计划告诉重庆。随后蒋介石下令给驻扎在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要他务必在4月前完成相关机场跑道的修缮与扩建工作。

当时中国沿海地区大半已沦陷日寇之手。距日本较近的省份中，只有浙江、福建、江西的部分机场可供使用，如浙江的衢州和丽水机场，江西的玉山和吉安机场，福建的建瓯机场。这些机场大多设施落后，难以承担降落大型轰炸机的艰巨任务。

接到委员长的特别指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司令长官兼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不敢怠慢，立即专程赶往衢州召集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机场的扩建和修缮事宜。会议强调，不仅机场必须能够容纳50架轰炸机的起降条件，还要“以机场为中心四周缜密设防，内外布置，建筑壕堑，征工征木”。

如此浩大的工程绝非小小衢州所能承担，周边十里八乡都被紧急动员起来。当时正值严冬，各县青壮劳力甚至老人幼童都加入了开山伐木的人流之中。那些船载肩扛、翻山越岭的中国百姓并不知道美军飞机从哪里飞来，到底要去做些什么，但他们只要知道是去打日本人就足够了。仅仅几十天，机场扩建和修缮工程顺利完工。重修后的衢州机场几乎能容纳当时各种型号的飞机起降。同时，玉山、吉安、建瓯等机场也在数月内修毕待命。

为了彻底扼杀中国的空中力量，日军一直在对衢州等机场进行不定期的狂轰滥炸。直到4月3日，衢州机场还遭遇过一次空袭。日军每次空袭过后，衢州机场都会被中国民众快速修好。蒋介石在4月1日的日记里描述了他接到的最后通知：“美军拟在4月19日、20日使用衢州、丽水机场的两条跑道。”

落实降落机场的同时，空袭行动的各项准备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之中。为了保证中国方面的准备万无一失，阿诺德专程派克莱顿·比塞尔上校到重庆担任史迪威的航空参谋，负责接收飞机降落和加油设备等专项事务。

对飞机的改造和机组人员的征集也在同步进行。2月28日，杜立特到了南卡罗来纳埃格林基地，从驻扎在那里的第十七轰炸机大队招募志愿者，报名者中共有24个机组的120名空勤人员和20名地勤人员被最后选中。“我的名字叫杜立特，”中校告诉大家，“我们大约有3周时间——也许更少，通过训练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记住，如果有人想退出，随时可以，不会过问任何问题。”被选中者无一人愿意退出。

“长官，您能给我们关于此次行动的更多信息吗？”一名飞行员提问。

“不能，至少现在还不能。整个事件必须保密，你们甚至不能告诉自己的母亲和妻子。很多人的生死将取决于你们能否为这次行动保密，不仅仅是你们的生命，还关系到其他成百上千人的生命。”

大名鼎鼎的杜立特是众多年轻飞行员的偶像，他的出现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昭示此次任务的重要性。飞行员查尔斯·麦克卢尔回忆说：“当时一听到他的名字，我们就知道一定要采取实际行动了，可以预期将大干一场。”

3月1日，飞行员驾驶改装后的24架b-25飞往佛罗里达，他们将在那里接受为期3周的特殊训练。第八空军基地的滑行跑道已被涂成航母甲板的模样，供飞行员模拟起降，训练还包括低空飞行、投弹、夜航、水上导航等专项技能。其间遇到恶劣天气无法训练时，就由兼任十五号机组机枪手的托马斯·怀特军医向大家传授急救课程。行动中没有军医位置，急于参战的怀特经过努力训练，竟然破天荒地取得了机枪射击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从而以正式队员的身份登上了飞机。怀特为队员进行了天花、鼠疫的疫苗注射，还为每个人验明血型，登记在身份卡上，每个机组还配备了一个医药箱和两个急救箱。

飞行教官由埃格林基地29岁的亨利·米勒海军中尉担任，他是海军中最杰出的飞行员之一，训练重点是在最短的距离内起飞。飞机载重量由轻到重，起飞距离从远到近循序渐进。到训练结束时，参训飞行员几乎全能达到负重14000公斤在150米的距离内起飞，个别高手的成绩达到了惊人的87米。除了起飞，他们还进行了昼夜低空编队飞行训练，投弹手进行了目视轰炸训练，机枪手则进行了射击专项训练。

3月下旬，所有参训飞机进行了一次3200公里的长途飞行，以检验远程飞行中各项改造的合理性以及燃料的消耗情况，也作为短训的结业考试。杜立特从24个机组中选出了15个正式参战机组，后增加1个备用机组。在写给阿诺德的总结中，杜立特说：“尽管3周时间很短，但飞行员还是克服困难，达到了预期目标。”

3月31日，16架参加任务的轰炸机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海军航空站，“大黄蜂”号航母已经等在那里了。舰上的海军人员用起重机将15架飞机吊上甲板，转移到飞行跑道上加以固定。在第十六架飞机登舰问题上，海军担心甲板无法容纳，不太同意。经高层多次斡旋，一直到航母出发前，海军才同意将第十六架飞机挤上甲板。4月1日，16架轰炸机每架5名机组成员，加上地勤及维护人员总计71名文职和130名作战人员登上了航母。

海军飞行员对体型庞大的b-25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劳森中尉和几个陆军飞行员便带着他们参观了飞机，像小孩子一样吹嘘这些飞机到底有多牛。作为报答，海军飞行员也带他们参观了海军的俯冲轰炸机、战斗机和鱼雷机，这些飞机都折叠了机翼，彼此拥挤地停放在机库里，因为陆军飞机把甲板都占满了。劳森不由得暗自担心，“大黄蜂”号靠什么来保护自己呢？傍晚时，他的担心得到了部分缓解，因为周围来了许多巡洋舰和驱逐舰。

之前的3月19日，邓肯受金上将委托专程飞往珍珠港，向尼米兹上将介绍了这一别出心裁的空袭方案。尼米兹对这种纯粹政治意义上的“准军事行动”不感兴趣，对袭击成功的前景也半信半疑。在他眼中，如此兴师动众的计划没有任何战略目的，只是一次夸张的示威而已。他本来指望“大黄蜂”号能够缓解太平洋舰队兵力严重不足的状况，这下倒好，不但它暂时派不上用场，还要再派出一艘航母去为其护航。也就是说，这次行动竟然要动用太平洋舰队一半的航母力量，它们将在目前毫无战事的北太平洋停留超过6周时间，这将导致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孱弱力量更加分散。一旦将“企业”号航母派出，由于“列克星敦”号需要留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危机四伏的南太平洋就只剩下了“约克城”号孤独地在那里游弋。

参谋长德雷梅尔少将同样反对这一计划。危险无处不在，由2艘航母组成的特混舰队要深入距离日本本土很近的海域，随行的还有4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和2艘油船，舰队官兵合计逾万人。这支庞大的打击力量将在全程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穿越风高浪急的北太平洋，天空中随时可能出现日本人的飞机，所经水域有敌军潜艇和水面舰艇频繁出现，任何一丁点儿差错都将导致整个行动功亏一篑。最关键的是，空袭一旦成功，恼羞成怒的日军将会采取怎么样的报复措施？是进攻珍珠港还是中途岛，抑或是西海岸的西雅图、旧金山和洛杉矶？太平洋舰队目前尚不具备抵御日军大规模入侵的能力。

但是邓肯告诉尼米兹，他此行目的并非来商议此事是否可行，而是来传达金上将的命令，太平洋舰队必须积极配合完成这一行动。邓肯只是一个小小的上校，但他背后站着金、诺克斯、马歇尔和阿诺德一众大腕儿，甚至还有罗斯福，尼米兹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这事儿要换成麦克阿瑟，早一尥蹶子蹦八米多高了，即使执行也要发一通牢骚不可。但尼米兹不同，他是个“讲政治”的内敛之人。为了确保太平洋舰队的新成员——“大黄蜂”号能平安回来，尼米兹还是决定派出“企业”号航母。他吩咐邓肯给华盛顿回电：“让洛告诉吉米（杜立特的昵称），放手去干，就按我们商定的日期。”

邓肯离开之后，尼米兹第一时间找来了哈尔西：“比尔，你觉得这样的计划行得通吗？”

“这需要很好的运气。”

“那你愿意带他们去吗？”

“是的，我愿意。”

“那好，接下来全看你的了。”

3月31日，哈尔西带参谋长勃朗宁上校专程飞回美国，在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酒店见到了早已等在那里的邓肯和杜立特，众人就空袭的战术细节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详细沟通。如此机密的重要行动，仅靠电文联络显然是不恰当的。

哈尔西和杜立特商定，以“大黄蜂”号为核心的第十六特混舰队先从美国西海岸出发，随后航程较近的以“企业”号为核心的第十八特混舰队从珍珠港启航，两支队伍在指定海域会合。航母将尽可能地把杜立特和他的飞行员运送到距离日本海岸640公里的地方。如果航行途中被日军发现，假若东京或中途岛在轰炸机的航程范围之内，不管任何情况都将立即放飞杜立特的飞机，或轰炸东京后迫降被潜艇救走，或直接飞回中途岛降落。如果两者均不在航程之内，只能立即将所有飞机推入大海，确保“大黄蜂”号可以及时将机库中的舰载机提升到甲板上，与“企业”号一起参加随后发生的战斗。杜立特表示理解：“毕竟如果两艘航母以及众多巡洋舰、驱逐舰都损失了的话，将意味着美国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力量在相当长时间里终结。”

哈尔西和勃朗宁本拟于4月2日返回珍珠港，恶劣天气使所有飞往珍珠港的航班都无法起飞。哈尔西只好待在宾馆焦急地等待，还由此患上了流感，后来逐渐发展为过敏性皮疹。6日早上，哈尔西已无法起床。恰好勃朗宁在酒店大厅碰到了一个海军医生，给哈尔西开了硫化片剂。医生劝哈尔西卧床休息，但他必须尽快启程。“当我登上飞机的时候，我身上装了那么多药片，以至于动一下就哗哗作响，我一路都在睡觉。”6日晚上，到达珍珠港时，哈尔西写道：“飞机降低高度准备着陆时，我被自己流出的鼻血弄醒了，我就这样舔着鼻血踏上了火奴鲁鲁岛。”

太平洋舰队效率颇高，尼米兹在第二天下午就签署了作战命令。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哈尔西要求派两艘潜艇到日本附近海域侦察巡逻，负责监视可能危及此次行动的日军。此外，尼米兹下令所有潜艇都移到赤道以南，会合地点以西的任何船只都被哈尔西认为是怀有敌意的。带病出征的哈尔西因此错过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航母对决。由于病情不断恶化，他还无奈缺席了两个月后的中途岛海战。对美军来说这很可能是另一种幸运，届时详叙。

4月2日清晨，3时40分，海军4号油驳缓缓靠近了停泊在9号码头的“大黄蜂”号，为这艘即将远征的航母加了153329加仑燃油，使它的油量超过了140万加仑。航母的锅炉开始点火，舰上共有170名军官和2000名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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