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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迪亚会议（第3页）

一、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使用它的军事的或经济的全部资源，来反对同它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三国公约成员国及附从国家。

二、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同本宣言各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单独停战或媾和。

凡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正在或可能做出物质上的协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都可以参加以上宣言。

1942年1月1日签字于华盛顿

罗斯福本想用发表宣言来庆祝1942年的新年，但显然时间太仓促了。除了他和丘吉尔，在华盛顿现场的都是一些大使，如此重要的文件他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征得国内同意。虽然实际上只需要大家同意，但表面上每个人提出的意见都还要加以考虑，所有修改也必须再次征得大家的同意，一来二去耽误的都是工夫。实际上对于宣言文本的细节进行磋商的仅限于美、英、苏三国。当三大国达成协议之后，宣言文本才被递交给其他各盟国的大使。

联合宣言文本迅速电传重庆。虽然对美、英在一起商量并只征求苏联人意见的做法表示愤慨，但蒋介石对宣言内容还是当即首肯，同时授权常驻美国负责外援事务的宋子文代表中国签字。稍感郁闷的蒋介石还给罗斯福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文：“针对我们的共同战争，我们誓言竭尽全力，与贵国并肩作战，直到太平洋及全世界脱离残暴力量及无尽的不义之诅咒。”

百年以来饱受屈辱的中国居然成为和美、英、苏并列的世界四强，这不能不让蒋介石惊喜万分。他很清楚凭借中国当时的力量，是无法真正同那三个国家相提并论的。当得知宋子文在华盛顿已经签字的消息后，蒋介石在日记里感慨地写道：“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世界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

代表苏联签字的是驻美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宣言中有“宗教自由”字样，但共产党人是不信教的。李维诺夫经过多次往来电文才说服斯大林最终同意，因为“宗教自由”也意味着有不信教的自由。碍于莫斯科的情面，声明中始终没有提到日本。

1942年元旦，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和宋子文在白宫总统的书房里签署了这一庄严的历史文件。汇集其余22个国家签字的任务交给赫尔去办了。1月2日下午，宣言放到国务院里，由其他各国的大使依次签字。到1945年5月1日，陆续在宣言上签字的还有法国、墨西哥、菲律宾等21个国家。

宣言签署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因此大为改观。在这之前，德、意、日等国掌握着发动侵略的主动权，可以自由选择进攻时间和地点，在军事和心理上占有优势。《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则将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汇集起来，从而在人口、资源、生产能力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宣言可以看作自威尔逊总统以后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推行积极外交再一次取得的伟大成果，也是今天美国成为世界警察的开端。国务卿赫尔热烈欢呼《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的发表，他说：“联合国家宣言在历史上最大的共同作战中，把代表六大洲绝大多数居民的26个自由国家的决心和意志联合起来了。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说明遵守法律、爱好和平的国家到了必要的时候能够团结起来使用武力去维护自由、正义和人类的基本准则。”

“声明本身并不能赢得战斗的胜利，”丘吉尔对此缺乏足够的热情，他的发言稍有保留，“但它阐明了我们是谁和我们为什么而战斗。”

《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在1942年1月2日最后签字完毕后发给新闻界。英国和美国的评论普遍表示赞成，但苏联报纸始终保持沉默。总体上说，美国记者比英国的同行更倾向于接受宣言的表面价值。1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的社论称：“这项协议可能表明是和人类历史中所签订的任何政治文件同样重要的一个文件。”英国《星期日快报》的评论就显得审慎：“大联盟是一个事实——已经签字、盖章并发表了。在纸上，大联盟是胜利的铁一般的保证。但是数字也好，文件也好，演说也好，都不会带来胜利。”正好与他们的领导观点一致，英国人因为第一次有人排在自己前边而隐隐感到了不快。

通过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大家总算联合起来了。话虽说得无比动听，事实却远非如此简单。在宣言之外，盟军高级将领关于战争的争吵仍在持续。英国人像“踢人的小公牛一样猛烈攻击”马歇尔任命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计划。他们清楚现在美国无疑最牛，马歇尔的提议无疑是想将一贯的世界老大——大英帝国置于他们的领导之下，你让我们这老脸往哪里搁？简直阴险可恨、无理至极也！

霍普金斯为协议的达成铺平了道路。他私下把丘吉尔叫到一边，向他保证“将由一位英国将领统一指挥远东战区”。1941年12月28日，他再次来到了丘吉尔卧室，在一番唇枪舌剑之后，丘吉尔笑容满面地走了出来，赞成由英国陆军上将阿奇博尔德·韦维尔领导设在爪哇岛的美、英、荷、澳（abda）四国联军司令部。

当丘吉尔满面春风地将好消息告诉大家时，那些军事将领频频摇头，认为首相中了美国人的计。他们提出罗斯福分明在耍滑头，美国人是因为那里的局势已无法挽回，才大度地让英国人去担任这一棘手角色的，目的是借此出英国人的丑。保卫那么大一个防区的任务根本无法完成，美国人故意要英国人去当替罪羊。迪尔争辩说，让一位英军将领承担“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责任是非常危险的。英国人明显感觉到，自己在后生小辈彬彬有礼而又有力的控制之下，正逐渐沦落为听话的小伙伴。

韦维尔对新职务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他沮丧地致电迪尔：“我知道人是要抱孩子的，但这次是四胞胎！”

丘吉尔并不同意众人的说法，他之前已经答应了美国人。他劝告大家要相信盟友的善心，罗斯福肯定不是想“嫁祸于我们”，他也不愿把马来亚失败的责任推到美国人身上。作为政治家的丘吉尔心中还有另一层考虑。

对“先欧后亚”战略的确立，丘吉尔无疑十分满意，这是他华盛顿之行的首要目的，那个正在和希特勒进行殊死搏斗的斯大林肯定也会举双手赞成。之前斯大林已向美、英提出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显然与盟军“先欧后亚”战略高度吻合。资源有限，如果把重点放在欧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势必受到削弱。除了在菲律宾苦苦支撑的麦克阿瑟和奎松坚决反对厚此薄彼外，还有两个人也非常生气，第一个是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

前文提到，日军开战之初占领了俾斯麦群岛，那里距澳洲只有一步之遥。柯廷担心北部城市很快将遭到日军轰炸。如果不能尽快遏制日军的进攻势头，澳洲大陆随时有被入侵的危险。柯廷致电丘吉尔“担心新加坡将会陷落”。对此，丘吉尔迅速回电说，“我们决心奋力保卫的不仅是这座海上堡垒”，而且是“从仰光到达尔文港的整条战线”。他告诉柯廷，前往埃及的护航运兵船队已改变航向驶往远东，新加坡肯定能守住，就是说，澳洲的安全是无须担心的。

作为太平洋战争中又一个悲情人物——他和罗斯福、奎松一样未能看到战争的胜利，他去世时离日本最终投降只剩下仅仅40天——柯廷对丘吉尔的话一点儿都不信。澳大利亚陆军只有4个精锐师，其中3个正在北非和德国人作战，另外一个在马来亚协助英军与日本人争斗。他的内阁理所当然地担心，如果菲律宾和新加坡失守之后，澳大利亚就会时刻面临被日本人入侵的威胁。澳大利亚没有接到参加会议的邀请，对“阿卡迪亚”会议的内容一无所知，柯廷为此感到不快和不安，担心关键时刻英国人不履行应尽的义务。

香港和马来亚的节节败退严重影响了英国人的威望。许多澳大利亚人因此相信，相比美国人而言，很多英军指挥官是“笨拙无能”的。后来新加坡失守和美军在巴丹的顽强抵抗形成的鲜明对比也印证了这一点。澳大利亚在新加坡已经损失了一个师，他们把拯救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1941年12月27日，柯廷在《墨尔本先驱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日本拿去向全世界大肆宣传——公开表示了自己的忧虑。

在文章中，柯廷不仅大力驳斥了“太平洋战争只能看作全球战争一个从属部分的说法”，而且提出了令丘吉尔大为恼火的观点：“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太平洋上的战斗首先应该是这样一场战斗，就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于民主国家作战计划的方针必须有最充分的发言权。澳大利亚将不得不寻求美国的援助，并同他们一起制订自己的太平洋防务计划。”

在文章结尾，柯廷露骨地表示：“我要毫无顾虑地说明，澳大利亚对美国充满期待，并不因我们同联合王国有传统的血缘关系而感到内疚。”——这就好比一个女人在遭到流氓骚扰时，不去求助老公而去寻找其他男人的庇护。如此做法让一向自视世界老大的大英帝国情何以堪？

丘吉尔必须尽力安抚澳大利亚人的情绪，他同意韦维尔出任司令官正是出于这种政治考虑。为了让澳大利亚人不再担心——当隆美尔通过昔兰尼加向开罗发动新攻势时，柯廷甚至公开扬言要撤回澳军在埃及的三个精锐师——丘吉尔说服罗斯福，同意向澳洲派遣20000名美军士兵，并且答应如果日本人继续进攻，另外50000名美军士兵随时可以从西海岸奔赴澳洲战场。

另一位坚决反对盟军“先欧后亚”战略的人，就是虽已看到希望却依然在黑暗和煎熬中苦苦挣扎的蒋介石，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英、美战略思想，以大西洋为主太平洋为从之观念，以及保守为主进取为从之习性，应使之彻底改变，尤其使美国全力注重太平洋解决日本为第一要旨也”，“英、美先解决德国而后对倭之方略错误，应使之彻底改正”。蒋介石认为采取这一战略肯定是英国人的主意，美国人上了英国佬的当。“英国丘吉尔此次亲访华盛顿，其目的全在要求美国主力集中于大西洋而放弃太平洋之决战。而美国政府对此种最大关键，漫无方针，一任英国之玩弄，可谓危极矣。”此后蒋介石把促使美国改变“先欧后亚”战略作为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外交工作，“改变美国战略先解决太平洋倭寇之运动，非仅自救亦为救世也，应积极进行，此为我国最要之政策”。

在随后几年里，重庆政府在该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宋美龄也利用自己在美国的影响多次发表演讲。她在演讲中指出，美、英现在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击败日本是次要的事情，首先应该对付希特勒，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应该看到日本是一个强悍的民族，它在各占领区掌握的战略资源比德国更为丰富。如果听任日本占有这种优势，时间越久，盟军最后击溃日本的代价越大。在旧金山举行的招待会上，宋美龄艺术又自然地提到了珍珠港事件日本对美国的侵略，“美国已经受到了日本的直接攻击，而没有受到德国攻击。德国对于美国的攻击迄今尚限于言论而已”。她强调日本偷袭珍珠港是19世纪墨西哥战争以来美国领土遭到的第一次攻击，借此煽动美国人的反日情绪。宋的言行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引起了高层的警觉。罗斯福担心因此影响到业已确定的战略，曾劝诫政府要员疏远蒋夫人并安排她尽快离开美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中国抗战从美国遏制日本侵略扩张的一种手段，上升为其亚太战略的组成部分，是消耗、牵制日本陆军在太平洋及东南亚进攻的重要力量。对中国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长达十年的对日抗战以及对“先欧后亚”战略的抵触情绪，对中国一直抱有同情的罗斯福必须做出一些表示。马歇尔最担心中国人因此退出战争。现在，迁就并稳住蒋介石成为美国远东战略的重点，中国一旦失败，将导致日本抽调大队人马去征服印度，随后他们与德国在中东某个地点会师的可怕情景就有可能成为现实。那样苏联人将在欧亚大陆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形势更加不可收拾。

罗斯福提出在中国成立一个新战区。1941年12月9日，在重庆政府对德、意、日宣战的同一天，蒋介石就向美国提出建立军事同盟的建议，得到了罗斯福的积极响应。12月23日，应罗斯福请求，蒋介石在重庆与美、英、荷三国军事代表共同商讨建立联合军事机关事宜。马歇尔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强调指出，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三分之二的陆军主力，不但使苏联人可以放心在欧洲与德国人作战，而且使日本无法在太平洋上投入更多的力量。中国坚持抗战对盟军的共同事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其实这本就是他的意思，只是借马歇尔的嘴说出来而已。

经过同重庆磋商以后，盟军远东新战区——中国战区宣告成立。这一战区的范围包括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等地。罗斯福知道蒋介石喜欢冠冕堂皇的头衔，提出由他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中国终于作为盟军的主力被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之前日本曾多次向重庆政府试探媾和，这条路现在已经被完全堵死。

事实上当时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均在日军控制之下，除了中国军人，这一战区根本没有可供蒋介石指挥的其他盟军部队，说白了就是原来的中国战场，那一头衔不过是增加了一些国际含义，听起来更加好听而已。

英国人一贯看不起中国。丘吉尔认为，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将打破亚洲的平衡，使战后的中国不能再回到战前的那种半殖民地状态。诸多迹象表明，在整个二战过程中，英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希望在盟军最后取得胜利时，中国仍然是虚弱的，好像一个“等待被营救的少女”。这样中国就会对营救他们的大国充满感激，英国除了能继续占有香港，还能保持在远东的强大影响力。

与英国人对蒋介石不热不冷的态度不同，在美国战后计划中，罗斯福是将中国当成避免亚洲共产主义化的重要一员来对待的。在成立abda四国联军司令部问题上，罗斯福甚至专门致电蒋介石做了说明，“为确保同心协力和团结一致地打击敌人，需任命一位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统一指挥英、荷、美、澳部队的最高司令官”。按说该一区域目前并没有中国军队参战，这样做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罗斯福对中国的尊重。

罗斯福重视中国并向蒋介石主动示好激怒了丘吉尔，他抗议罗斯福“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对全面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这牵涉微妙的政治关系和个人感受。丘吉尔发现在美国人心目中，甚至在罗斯福、马歇尔这样的重要人物的眼里，中国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丘吉尔认为美国人有一种错误的评价标准，就是把中国几乎当作一个可以同英帝国不相上下的战斗力量来对待。甚至有人专门谱写了针对中国人的歌曲，如《日本人，请不要打中国人的主意》《我们正在寻找一名好伙伴》等。

丘吉尔向罗斯福表示，美国舆论对中国在这场全面战争中所能做出的贡献估计得过高了。罗斯福对此不以为然，他告诉丘吉尔，中国有五万万人民，如果这样众多的人口能像日本在前一世纪那样蓬勃发展起来，并且获得现代化武器，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一支力量！“我只是说眼前的战争，他们目前能打下去已经十分吃力了，”丘吉尔假惺惺地告诉罗斯福，“我对中国人当然总是乐意帮助的，而且也会以礼相待，因为我对中国这样一个民族是钦佩的、喜爱的。但对他们那种极端的政治腐败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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