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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逢（第1页）

重逢注释标题原题《老同学梁恒》，最初发表于1988年《湖南文学》杂志，后收入散文集《夜行者梦语》。

纽约这个美国东海岸的都会有点熟透了的感觉，砖墙和空气一块块滞重发黑，人面和商业广告拥挤不堪，汽车和行人都技艺纯熟地竞相抢道，哪怕把优雅已经装备到牙齿的纤纤淑女也决不心慈腿软，很少外地那种谦和礼让，一脚出去总是捷足先登，更不会对陌生人浪费丝毫微笑、问候乃至点滴目光。

地铁里每节车厢都被胡涂乱抹出昏话粗话鬼话一塌糊涂，堪称纽约“十景”之一。地铁线像根系一样钻入百老汇大街和帝国大厦之下盘根错节，于是就长出了地面上的树干和树枝——高楼疯长的纽约。

这一切已经很难改造。

我到纽约后给梁恒打电话，他是我的老同学，母亲又是我现在的近邻。这次我来美国，老人家托我给儿子捎来布鞋和衣料。

接电话是女人的声音，不用猜，是梁恒的犹太族妻子，中文名夏竹丽。她说她很高兴，知道我可能会来，说梁恒可惜不在家，到机场接金观涛去了。我同金先生有过交道，读过他一些文章，想不到他今天也到了纽约。

一个多钟头以后，有人叫我去接电话，这次是梁恒打来的。话筒里迸发出哈哈大笑，先是英语，后是中文，最后干脆成了倔头倔脑的土话：“……讲长沙话啰，好久没讲长沙话哒。你要是还不来，我就到中国ke4（去）哒。什么事？谈判呵！国家体改委的邀请……”

他的声音一点也没变，腔调一点也没变，好像还发自太平洋的那一边，发自七年前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宿舍里。

当时放暑假，他还留在空荡荡的学校，埋头写什么电影剧本。有时候游魂似的夹着一本大书，不知是游到什么地方去。或许是寂寞够了，他终于出现在我们寝室，两腿一钩上了桌，长长食指朝空中某个位置一指，嘶哑着嗓门说：“……文学吗？文学在人民那里！你们写小说，应该同搬运工交朋友，同乞丐交朋友，同流氓交朋友。别林斯基说……”他从衣袋里摸出压得瘪瘪的火柴盒，捎带出几根零散火柴和纷纷烟丝。他引用抄录于盒上的某段语录，出自莎士比亚或别林斯基，加强他令人肃然的人民论。

“我写作就是这样，想出一个词，一句话，就记下来。想不出，我就到河边去走，到菜地上走来走去。”他宣布。

我们谈小说和社会，谈当时讳莫如深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觉得很投机，立刻惺惺相惜。他兴奋得又是捏拳又是咬牙切齿。“痛快，痛快，太痛快了——烟？”我没有烟了，他便东张西望，溜下桌去四下里“打狗”（找烟头）。他屁股高高撅起，把一米八几的大个头残忍塞入床下，好容易，头顶着一朵花花的蛛网，喜不自禁地捕来几个烟头，剐去湿津津的烟纸，与我们共享烟丝。他又觉得肚子饿，在墙角咣咚哗啦翻找半天，才找到半瓦钵剩饭，把一根筷子一折为二，也没菜，就大口吞嚼起来。

几个钟头之前，他还邀请我们到他那间用高低床隔成迷宫般的寝室，钻进他那一角，喝进口咖啡，吃海鲜罐头，洋吃洋喝，使我们顿时觉得中国饭菜实在庸俗。现在，他能贵能贱，俗极则雅，把枯硬的饭粒也嚼得颇有风度。现代青年不就得有这种别扭吗？如同公众要吃要睡的时候，他们偏不吃偏不睡，而公众不吃不睡的时候，他们就偏偏要吃要睡——这才是个性解放的别出一格！

他雄踞桌面咚咚弹起了吉他，唱起了歌，既有东欧革命歌曲的风味，也有《美酒咖啡》之类的港台伤感，歌声很有感染力。吉他技艺则宜看不宜听。

临走时，他拍拍我的肩膀，神秘地说：“告诉你们，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最近已在上海召开。你们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我愣住了。什么党？自由党？民主党？社民党？共产党（左派）或（正统）？……那时候中国小民一听到这些“党”就吓得舌头僵硬。

但他偏偏喜欢把话往狠里说，往心惊肉跳的地方捅。有一次他缺课好几天，据说是请病假，据说是去了黑龙江，回校以后向朋友偷偷宣布：“老子这次本想跑到苏联去的，可惜不顺手。”

后来才知道这些不过是玩笑，不可当真。

暑假过后，校园里政治气氛升温，他给我们学生会的壁报写稿，是一篇哲理小说，主旨是为“四五运动”翻案。这张壁报在湖南省第一次冲破禁令，批判“两个凡是”，歌颂天安门事件，引起了连续几日人山人海的围观，算是一次不小的政治地震。连公安部门都派了不少人前来拍照和抄录，了解学生的情况。

接下来有北京的什么社论，政治气压骤然下降。据说梁恒对另一位壁报编辑匆匆忠告：“当心，你们改革派要翻车了。”

这位编辑对我说：“你看，改革派变一下就成了‘你们’，第二人称！”

我也对这第二人称恨恨了一阵。

其实，人与人之间无须这样敏感，人总是人，即无须高估对方的美德，也无须夸大对方的弱点。岁月流逝，最终总是洗亮人们记忆中的一些亮点。有一次梁恒与某同学骑车外出，天热，同学的毛衣便夹在车座之后。偶然回头，发现毛衣不见了，便沿路找回去。一直找到天色渐晚，这位同学已失去了信心，说一件毛衣也就算了。梁恒却不罢休，见路边可疑的小孩，皆恶狠狠揪住其胸口，拷问毛衣的踪迹。若这一手不奏效，随即又绽开笑脸，掏出一元大钞，想诱出两个小良民来揭发藏衣的盗贼。他比毛衣的主人更顽强更勇猛更不要脸，最后几乎把沿街的房门一一敲遍，误了自己的事，还是没诈出毛衣的下落。

梁恒没有对我们谈过他的童年和家庭。直到他出国以后，我才从他母亲那儿了解到一些情况。他父亲原是报纸编辑，曾被打成右派，后来离婚，下放，身残，全家有一段辛酸的日子。父亲去劳改时，梁恒还在幼儿园，节假日小朋友被父母领回去了，只有他孤零零留在空旷的幼儿园内，同一位守园的老阿姨一起，度过昏灯下的长夜。他还不知道母亲已经离婚远走了。读小学的时候，班上的同学都戴上了红领巾，只有他因父亲的政治问题被排斥在少先队之外。他哭过，冲着父亲吵闹过，后来想了个办法，谎称自己有大篮球，使中队长羡慕不已，网开一面让他入队——他说他这是第一次学会“开后门”。

梁恒夫妇合著的《革命之子》一书，成了美国最早描述中国“文革”的热销读物。书中谈到了他的初恋：女朋友的父母权势赫赫，看不起狗崽子梁恒，禁止这门婚事，把女儿打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女朋友偷偷溜出家，最后一次去看他。两人抱头痛哭了一场。梁恒跪下去，把对方手上膝上的一块块伤痕全部吻遍。在那一刻，他知道自己是永远无法得救的贱民，只能用冰凉的吻，为自己的卑微为对方父母的凶狠为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向姑娘赎罪——这种情节相信让美国女人哭湿了太多的纸巾。

美籍教师夏竹丽在学院的晚会上跳过几回昆虫舞之后，梁恒就常常夹着外语书往专家楼去了。学校领导对这个爱情事件大皱眉头，也不批准他们结婚。他们就写信给邓小平，几经曲折，最终获得了邓小平的支持，得到了校领导的登门祝贺。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出入专家楼的梁恒已不常和我见面了。

一九八〇年秋，选举区人民代表一事引起学潮。刚从美国探亲回来的梁恒，成了学潮头头之一，领导学生静坐、绝食、游行示威，免不了还发生阻塞交通和冲击机关的事故。我当时去过现场，发现梁恒与另一位学潮头头陶x分歧。他感谢我站出来讲话，不赞成成立跨行业的组织，也深深担忧学潮的不断激进化前景。他一身尘灰壳子，从席地而坐的绝食者中钻出来，把我拉到一个墙角，扑通一声双腿就无力地跪在地上。他的嗓音已经嘶哑成气声，夹杂着浓重的胃气和橘子汁味，酸酸地灼在我脸上，盘踞在我鼻子两侧久久不散。“陶x是个流氓，流氓，骗子！他根本不是要民主！完全是胡闹！我要把同学带回去，带回去！”

我后来在凌晨发表演讲，成功劝返静坐和绝食的同学，应该说与梁恒的支持有关。

我在梁恒的另一本书《噩梦之后》中，发现他写到了学潮，但写得十分简略，更没提到当时他与陶x的分歧。是他忘记了吗？或者是不愿意伤害同学？但他记述了自己一九八五年初重返长沙时与陶x的会面，对陶x能够自由经商表示惊讶，认为中国的政策变化十分大。算起来，大概就是两位学潮首领重逢的前一天，我也去宾馆见了他。当时他比中国人穿着更朴素，去掉了长发，刚剪的头还露出一圈青青边沿，长长十指倒白皙得特别触目，像是异乡幽暗岁月里开放出来的一朵白菊，在我面前招展着神秘的含意。

我问他这些年在美国可还混得顺利。

他说好歹也算个中产阶级了。

我听说他初到美国时也很难，不怎么讲话，跟着洋老婆跑了好些院校，最后才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学籍，边读书还必须边工作。他在中国读本科期间就不是老实学生，进考场常靠夹带术化险为夷。美国何尝就没有让人心烦的枯燥课程？但梁恒没说这些。

我问他回国来干什么。

他说打算写一本书，介绍中国的改革，促进美国对华的了解和投资。“我现在是共和党员。民主党对中美关系几乎没什么贡献。我愿意为中国做些事，与中共互敬互惠地合作。哦，你是共产党员吗？为什么不是？我看你应该入党。”那神气好像他倒是大洋彼岸的共产党书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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