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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具象在社会中（第2页）

常用衬字：@zk乡村歌谣中经常夹杂很多无意谓的“呵”、“啦”、“喂”、“咧”、“咿吱”、“呀嘞”一类，似是有义无字时的随口吟咏，如同幼儿的咿呀之语，是文字和逻辑的胚胎状态。汉代辞赋中多用“兮”字，汉以前的文学中也多发语助词，大概也是早期汉语的现象，是很多难言心绪的暂用和未定符号。

可能还有其他特点。

少数民族为“夷”，下层贫民为“野”，都是文治薄弱之地，文字稀缺之地，为纸张和印刷术渗延不足的地方，因此语言的抽象化程度较低，语言中留下了具象的丰富遗迹，或者说保留了人们对语言具象化的依赖与追求，应该说没有什么奇怪。如果我们绘出一张文字发育的地图，又绘出一张政统和道统扩展的地图，可以发现这两张地图有大致的吻合。这当然证明“文以载道”的认定，甚至可以证明“夷”和“野”天然的反礼教和反文治倾向。

活在特有的口语世界里，乡野之人离生活实象近而离文字规限远，多了一份原真和自然，雅驯温良、君臣有序、重农轻商、男女大防等森严纲纪，一旦从上层移入下层，从都市移入乡村，总是出现涣散和松懈。我曾亲眼看见几个乡村妇女追得一个后生满山跑，戏谑地定要脱光他的裤子；也曾亲眼看到一群乡村农民追得一个干部满山跑，气愤地定要把霸道的家伙捆绑起来。这种无法无天的狂野之态，一定能震惊很多都市里的读书人。他们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大反传统礼教，显得十分自由和勇敢，就其大部分内容来说，其实并不比乡下农民做得更多和做得更早。

粗痞话

读书人大多不会骂人，憋红一张脸，结结巴巴，还可能词不达意和词不尽意。倒不如一些社会下层的粗人，脑子里较少抽象和逻辑，所以深得骂人艺术之精要：那就是骂得感性，骂出具体形象，使听者脑海里有突如其来的声象涌现，形成猛烈的情感杀伤。

咒一个人将要倒霉，说他染色体将残缺，说他白血球将消失，说他的品德败坏心灵扭曲作风堕落违纪犯法，不可谓不恶毒，但都算不上骂人，至少算不上精彩的骂人，说不定还要招来他人的讥笑。“你要头顶生疮脚底流脓，要死七天七晚还不得落气！”这样就骂对了。“你将来生一个小孩没有屁眼！”这样就骂得更对了——没有肛门的小孩，其形象何其怪异刺眼，何其鲜明难忘。周围听到的人肯定神思飞扬哄笑不已，而被骂的人一定急眼。

我在乡下听到过农民骂人，发现在一般情况下，其恶意程度总是与具象化程度成正比。比如“你是我崽”，只是表达一般恶意时的语言。一旦恶意增强，抽象的父子关系势必转换成具体描绘：“我肏你老娘顿顿的！”“我肏你老娘叫翻天！”倘若恶意更强，村里人还有一种抹胯相骂的方式：每骂一句，撩起一只脚，在自己的胯裆下抹一把。无非是骂出了动作、场景、声响等细节还不够，还得辅以肢体表演，引导听众通向更多的直观联想。

粗痞话与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相逆，而且一骂就常常骂到裤裆里去，显示出人们的动物性未绝，特别是在情感和情绪的领域里，无论原始人还是现代人，大多取义于近物，取义于身体，表达方式几千年一直恒定不变。一个衣冠楚楚的现代人，在最高兴或者最烦恼的时候，也可能有“他娘的”一类粗痞话脱口而出，非如此就难以尽兴和尽意，非如此就不能打开心理高压阀门。

据说太平墟以前有个骂出了大名的赣三爹，骂术十分了得，最终骂出了一门手艺一门业务。哪个人有了冤仇，特别是与外村人有了冤仇，就提一个猪嘴巴和两瓶酒去请他帮着出气。他操着一根木棍，随着骂声戳地指天，算是助骂的一件道具，类似县衙里的惊堂木。他开骂时要戴上客户的一顶帽子，或是缠上客户的一条头巾，以示自己仅仅是代人办事，对骂词并不承担责任。他一骂就是两个时辰，决无词语的重复，也不特别下流。有条有理，生龙活虎，声情并茂，酣畅淋漓。有设问有直述，有立论有反讽，有排比有韵脚，有口白有唱段。从骨头生蛆骂到舌底生疔，从尖刀剐肉骂到铁丝穿颈，从先人雷劈骂到后人马踩，从种禾禾死骂到养猪猪瘟，有时还骂出一些谁都意想不到的奇诡和荒诞：看你家奶崽满背上长几百只眼睛天天对着你眨！看你脚板里长头发一天长出两丈长！诸如此类，其画面之怪诞，足令某些现代派作家自愧弗能。

据说他的咒骂太恶毒了，那些被骂之人家不仅人畜遭殃，而且四周的草木枯黄，蚊蝇死绝，石头都要暴出裂纹。

当年这四乡八里都有匪患，只有太平墟真正太平，原因就是盗匪们都知道这里有个赣三爹，有一张毒嘴，不敢前来冒犯。

“文化大革命”中，碰到上面有些干部做劳民伤财的事，太平墟就有人私下里恨恨地嘀咕：“要是赣三爹还在就好了。”

考字

乡下人见到城里来的读书人，最喜欢谦虚地问字，比如问，“九”字下面加一个“国”字是个什么字。见我们无人知晓，问字者便可能洋洋得意，“城里先生怎么不认识这个字呢？这就是我们钟家的姓呵。”

原来他们不是问字，不过是拿一些难字或者生造之字，设圈套捉弄外人。小雁就被捉弄多次。有一次，一位老人把极普通的“（十）拾”字拆开来问，把笔画顺序颠倒过来问，问得她如坠雾中。下面是个“口”，上面有一横，还有一个“人”，另一边加上个挑手，是个什么字呢？小雁想得出了汗，总算把“合”字凑出来了，说“合”字旁边再加挑手，合手为“捧”吧？老人诱敌成功，不动声色，“这就对了，我家三娃仔昨天写字，原来写的是：‘五、六、七、八、九、捧！’先生的才学真是高呵！”

小雁自知上当，差点被气哭。

知青对农民那里源源不断的问字深怀恐惧，不知他们对这种阴险袭击为何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其实乡下字符稀有，才变得珍贵和神秘，才成了必须全力争夺和占有之物。而且考字不失为一种对识字人的报复，对识字阶层长期欺压的报复，算是以字攻字，以毒攻毒，让不大识字的乡下人获得心理补偿和安全感。幸好有一位附近的胡老师深谙此道，教了知青们一招：见人前来考字，就把字典往桌上一甩：“你自己去查，字典上没有的字，就不是个字，就是个猪肏的字！人民政府根本不承认！”这一招还真灵，算是有效的自卫之策，让小雁及其他知青从此免除了一再被考的窘迫。

党八股

有一次我为某家农民结婚写对联，被公社党委杨秘书看中了，说这伢子的字写得不错，应该到公社去誊材料。当时正是全国大学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各级官员都得应付很多公文材料，包括经验总结、典型讲话、新闻报道、调查报告，等等。我也就有机会借一支笔躲避下地干活的日晒雨淋。

誊材料渐渐变成写材料，写材料还渐渐出了名，我有时被调到县里去写，住在招待所里好吃好喝。其实我写材料自有诀窍，首先一条就是要大量收集范本，按总结、规划、报道、讲话等不同门类分别整理，暗藏备用，到时候搬出来照瓢画葫芦，天下文章一大抄，换脑袋不换大腿，换胳膊不换屁股，七扯八拉也是一篇。在我的体会中，要写好官样文章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把相同的事情说得不相同。比如前年种了棉花，去年也种了棉花，今年还是种棉花，这有什么好说的？不行，写材料的人就要从相同的种棉花中找出不相同的东西来，于是前年的棉花成为“治理整顿”的结果，去年的棉花成为“批林批孔”的结果，今年的棉花成为“农业学大寨”的结果，步步都跟上了最新政治潮流。另一条是把不相同的事情说得相同。比如，某书记的老婆前年是农民，去年突然当上工人，今年摇身一变成了干部，这应该不是一回事吧？不行，写材料的人也可以从不同的职位中找出相同的东西来，写出当农民是“投入艰苦锻炼”，当工人是“支援国家建设”，当干部则是“勇挑革命重担”，不管地位如何变，一颗红心始终不变，都是一如既往的共产主义思想境界。

那个书记的老婆眼下可能也不当干部了，可能当老板挥金如土珠光宝气了。我想象眼下可能仍有人词语滔滔，仍可以一如既往地写出优秀事迹：当老板不就是改革开放么？不就是解放思想勇于开拓么？不就是率先奔小康的光辉榜样么？

事实是团泥，文字可以把它随意揉成什么样子。这是文字的魔法，也是文字与事实脱落剥离，就是俗语说的“强词夺理”，不空洞、含糊、枯燥、干瘪以及呆板也不可能。铺开稿纸，上好墨水，文章总是从党中央最近一次重要会议的“精神照耀”下开始。小标题则是一些对偶排比句，比如，“狠抓一个学字”、“落实一个干字”、“讲求一个细字”，等等。文章最后则必有“贫下中农深有体会地说”一类假造民意，或者是“红旗飘飘战鼓擂”、“一路欢歌一路笑”一类假造民谣，以示作文者自鸣得意的豹尾之功。这种下流文章言中无“实”，常常表现为言中无“象”，即语言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对文字稍有感觉的人，一般都可以从文字的空洞化程度，判断出这里谎言的多少。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面临着一个日益庞大的革命党，面临着语言习惯特异的广大中国农民，面临着文字传输在巨大组织控制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功能，曾特别郑重地提出了“党八股”问题，将文风作为党内整顿的三大主题之一，无异于把语言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这是他明显高于其他书生政治家之处，也是身处中国这个文字富积大国的必要觉悟。可惜的是，毛泽东执政后也困于官场公文的十面埋伏，不仅未能有效消除“党八股”，反而有“党八股”的愈演愈烈，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就成了中国最大的信息公害。连“两亩土地一头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类生动的具象化号召也消失无几，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大量抽象概念，让民众对革命目标不能不渐感隔膜和迷茫。我注意到很多电影里的领导干部差不多都是语言反面教员，观众一看到他们在屏幕里出场就焦急和丧气，就一脸灾难。包括在一些警探片里，英雄警察们出生入死，栉风沐雨，抛妻别子，智取勇斗，本来干得好好的，唯公安局长或市委书记一出场就大煞风景。警察说话很生动，群众说话很生动，罪犯说话也很生动，怎么英明的领导们一开口就废话连篇呢？“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把这个案子破出来！”这话还用得着你讲吗？“我们一定要依靠党组织，一定要依靠群众，一定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决不让任何一个狡猾的敌人溜掉！”这也算得上指示吗？“小张同志，你一定要好好注意身体呵，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么！”这句话也有什么幽默于是值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种不着边际的慈祥或豪迈随时可以一掏一大把，首长们怎么可以凭着这些废话就居高临下地拍这个的肩握那个的手？怎么有资格总是坐在会议室最显要的位置并且被小民们心情激动地仰视？

可以设想有这样一首美国歌：“共和党呵，我们前进的力量，我们伟大的母亲！你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你带领我们实现美利坚资本主义发展的伟大理想！从道琼斯股票指数到纳斯达克板块，你推动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建设高潮；从科索沃的硝烟到阿富汗的征途，你一次次让白人种族转危为安。呵共和党呵共和党，你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是我们的指路明灯……”谁会相信这样的疯歌会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美国共和党？谁会相信写这种歌词的人不是存心要给美国共和党设陷阱、下毒药、心窝子上捅刀子？但很多革命的宣传家不作这样的设想，也不曾以这种简单的比照来反省自己的党八股。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里，他们貌似爱党实则祸党，对此习以为常，心安理得，不惜把老百姓一批批推到党的对立面。小雁的反动立场差不多就是被这些党八股逼出来的。她当时在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开始自学英语，偷偷收听英国和美国的广播。有一次，她听到广播里有几位受访嘉宾谈健身之道，到节目结束，主持人再一次介绍嘉宾身份时，她才大吃一惊：尼克松！美国总统！刚才一个略略低沉的声音确实是美国总统但怎么可能是美国总统？他怎么还可以开玩笑、唱民歌、弹钢琴并且说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怎么可以与小学教师、消防队员、大学生以及家庭主妇混在一起并且互相随便哈罗？他好像不是革命样板戏里的鸠山、坐山雕、南霸天那样的恶魔，但也不是郭建光、少剑波、柯湘那样的首长同志，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总统？……她如五雷轰顶，目瞪口呆，好一阵还回不过神来。从那以后，她总是恐慌得像一只中了毒药的蟑螂，一次次问我们：“我的思想越来越反动了，你说怎么得了？”

她努力迫使自己去读当时官方的报刊，但读得越多，读得越细，倒越成了一个坚定的美国发烧友，并且在几年后最终去了那个国家。

镜头

很多朋友告诉我，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信念崩溃于林彪座机失事的一九七一年秋。这当然是可信的。我也能回忆起自己当时在乡下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震惊。武装民兵在紧急集合并且四处布岗，让我们已经猜到有什么大事正在发生。报纸上有关林彪的图片和言论突然消失，使我们猜到了大事是什么却不敢把这颗烫嘴的大炸弹说出口。好几个夜晚，我拉上一个朋友翻山越岭到公社去打探消息，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消息而只有沿途的狗吠，但我无法停止在遍地月光里行走，似乎唯有这样才能平息自己莫名的不安和兴奋。大队党支书四满焦急万分，因为他习惯了开口就敬祝统帅万寿无疆和副统帅身体健康，还有“三忠于四无限”一类林氏版本的政治套话，一旦林副统帅那个了，他觉得自己口舌僵硬，无法再说话，一开口肯定反动。他开会之前总是狠抽自己两个耳光，怕这个嘴巴给他闯祸。

这是个多疑的秋天，神话开始动摇的秋天。但是在这件事以前，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很多重要人物的突然坍塌：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等等，再添上一个林彪，即便是分量最重的一个，虽有短时的震惊，但用不了多久，生活仍然可以一切照旧，社会暗层的怀疑浪潮仍可以得到当局的基本控制。接下来三四年革命如常实际上能证明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也许不是林彪出逃而是电视的悄悄出现。

电视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成为传说，据说能录制和转播一点戏曲，昂贵得只能让红墙内大人物们偶尔看个新鲜，与老百姓自然没有什么关系。到七十年代初，事情有了变化，中央电视台和联结全国的微波干线已经陆续建立，国产的黑白电视机也批量生产，连太平墟一九七三年秋也有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是行政配给公社机关以便“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我记得那一台电视机曾让乡村青年十分好奇，每天入夜以后就被抬到地坪当中被人山人海围着观看，于是所有的节目都弥漫着成分复杂的汗臭。虽然信号质量很差常常出现满屏的雪花飘飘，但这个“洋片匣子”每天晚上仍然被大家一直看到两只肥鹅的照片出现并且伴以“再见”二字才罢休。

那时的电视节目少，中央台全天播出不到五小时，而且包括太多打农药、水稻密植一类科教片。尽管如此，有一个农民觉得电视机里的男女还是太辛苦，他们天天跑到这里来说呵唱的，也从不要吃茶饭，来去无踪，真是天兵天将呵！另一个青年农民忍不住上前去摸一摸机子，不料恰逢电视里切换节目音乐大作，吓得他赶快缩手并且两眼圆睁：怪了，洋片匣子也怕胳肢？

电视确实是宣传革命的工具，充塞着社论、报告以及官方口径的新闻。但文字崇拜传统之下电视管制往往只及于文字，声色则因意义的多向性和隐晦性而很难辨认，无法得到严格规限，于是留下了较为广阔的空间，常常出现“言”“象”相离或者“言”“象”相违，形成了实际上的信息失控。比方说吧，一部表现西方工人罢工的纪录片播放过了，控诉西方资本制度的解说词也许被人们淡忘，但屏幕中工人们的皮鞋、手表、卡车以及便携话筒却让人过目难忘，不能不让很多人震惊：他们戴上了手表还罢什么工呢？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无比为何就不能让我们也都弄个手表戴戴呢？又比方说，一部表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纪录片播放过了，歌颂伟大新中国朋友遍天下的解说词也许被人们忽略，但屏幕中纽约的摩天大楼却让人目炫，人家住什么房子，坐什么车，穿什么衣，还有女人有什么发型，这一切同样让很多人震惊。解说词无论怎样高分贝地证明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伟大胜利，仍然抵消不了他们面对纽约繁华的暗暗疑惑。人家美国怎么就没见到怎样的“水深火热”？他们没有“翻身解放”怎么就能喝牛奶吃甜饼而且不需要天天担牛粪和挖塘泥？

到七十年代后期，这一类解读已经不再只是观众们的暗自思忖，成为较为公开的议论。当时我已经回到了城市，买下了一台小屏幕黑白电视机，于是每天晚上得招待一些邻居来家看电视，赔上香烟和茶叶以及聊天的时间。这时候中国已经同大部分西方国家有了外交关系，有了一些小心翼翼的文化交流。很少一点外国电影产品，只要文字内容大体上不出格，加上进口价格不太贵，也被引入了中国，成了电视以外的另一个远望窗口：电影。最开始的是日本产品为多：《望乡》、《追捕》、《生死恋》、《野麦岭》、《沙器》，等等，同时也有了美国的《车队》和墨西哥的《冷酷的心》，等等，还有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友好国家”的影视产品。我现在罗列这些片名的时候，相信绝大多数过来人已经忘记了它们，其台词、情节以及主题内容可能已让人感到模糊不清，但我估计很多人可能还记得某一个镜头，某一句插曲的旋律，暴露出当时他们最强烈的兴奋点和最深切的感受点。日本或美国的高速公路、巨型客机、酒吧服务、电脑作业、男女热吻、时装新款、浴室陈设、割草机械、迪斯科舞乃至耸肩摊手的欧式习惯动作，无不让人耳目一新，打击着这些观众的最初观感。中国人对西方发达国家技术优势和经济强势的认识，多是从这样的黑白小屏幕开始，从文字禁网中泄漏出来的诸多零散物象开始。

有些图像甚至立即成为最好的商品广告：一句《追捕》插曲“啦呀啦……”风靡全中国，不仅是骑马飞逃的高仓健和真由美成为全中国老少皆知的灿烂影星，而且使日本摩托、日本电视机、日本录音机、日本汽车、日本洗衣机、日本电子琴，等等，都有了亲和力与感召力。很多青年人都想活出高仓健或者真由美那样一股劲头，自然把目光投向了日本商品。市民们的趋之若鹜，促成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外国进口商品浪潮。

在这个时候，媒体的高调文字其实已渐空洞，正在被渐多的耳膜拒斥，被很多影视声象蚕噬和颠覆。官方媒体一直在反击西方化和自由化，批判了几篇文章和文艺作品，仍然是从文字着眼，似乎不明白声色并茂的高仓健们和真由美们其实是更大的难题，其爆炸性和摧毁力远非文字可比。这是一个新问题，或者说算不上一个新问题，只是因为没有得到理解才成为了新问题。民间的政治生态和伦理生态很快改变。八十年代初文艺界成了中国最为动荡不宁的事故多发区，直接导致了一九八一、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七年好几次全国性政治紧张。如果联系到文艺界人士与影视较为密切的职业关系，这些紧张就不难理解。那时候唯文艺界与普通百姓有别，甚至与新闻界、理论界、教育界有别，可在促进创作的名义下享有观赏“内部参考片”的特权，可内部播放电影资料馆的收藏片或者从外国使馆租借来的“过路片”，当时走红的美国电影《现代启示录》、《猎鹿人》、《克莱姆夫妇》、《午夜牛仔》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些片子成了每一个文艺界会议的最重要的节目和最受欢迎的款待，让人们早早地心神向往和奔走相告，入场券总是成为赠客的厚礼或者黑市倒卖的珍品。不难想象，撇下其他因素不说，西方化和自由化的思潮正是在这些“内部参考片”的声光迸放中播种。作为这一过程的反证，九十年代后随着“内部参考片”向全社会逐步开放，文艺界的超前高热便明显告退，在社会思潮中的表现很快黯然失色——更激进的西方化和自由化在很多影视受众那里出现。在报业、娱乐业、广告业、it业、证券业等新兴行业的很多弄潮儿看来，文艺界激进元老们已经保守，在真正的市场和真正的自由面前忸忸怩怩，不管是抗拒潮流还是追随潮流，都有了明日黄花之感。

卡拉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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