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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口以及波希米亚（第1页）

渡口以及波希米亚

一

一个跨国流动的族群，幽灵般在欧洲各地出没。英国人称之为吉卜赛人，俄罗斯人称之为茨冈人，西班牙人称之为弗拉明戈人，法国人则称之为波希米亚人……他们的深肤色和大眼睛，他们在流浪旅途上的吉他、歌舞、水晶球、大篷车、猴子或小黑熊，形成了到处流淌的悲情与浪漫。

他们把自己称为罗姆（rom），即吉卜赛语言中的“人”。

法国人眼中的这些波希米亚，像乔治·比才歌剧《卡门》中的女主角，普希金长诗《茨冈》中的草原人，当然是来自以前的波希米亚王国，即当今捷克的属地。其实，最早的吉卜赛人据说来自波斯、印度——布拉格大学的w教授告诉我，只是波西米亚国王曾对这些流浪者给予庇护收留，签发旅行关防文书，因此给了他们又一个故乡。

曾与捷克合为一国的斯洛伐克，至今保持了全球最高的罗姆人比例，但数百万波希米亚先民毕竟早已流散四面八方，把故地让给了更多白种人。他们为什么要走？为什么总是以路为家走向地平线？也许，作为他们最后的故乡，中欧平原这一地区缺少足够的粮食。这里一马平川，绿荫满目，风景优美，却没有春夏季风这一重要条件，没有生成淀粉和发达农业所必需的“雨热同季”，因此只能靠放牧、采猎维持较低的人口保有率。也许，中欧平原这一地区也缺少高山、大河、沙漠、海峡等天然的军事屏障。在一个冷兵器时代，一个几乎全靠人肉方阵相互铣削以决定胜负的时代，辽阔的波西米亚夹在西欧、斯拉夫、奥斯曼几大板块之间，任列强的战车来回碾压，太像一片天然的角斗场，一项删减人口的除数，很多弱势者只好一走了之。

有意思的是，这些卑微的流浪者似乎一直在承传欧洲艺术之魂，以至bohemian，一般译为“波希米亚”，既有早期的人种意义，也有后期的地域意义，至今仍是自由、热烈、另类、性感、优雅、颓废的集大成符号，一种生活时尚的多彩密码。吉他、涂鸦、梵香、石木手链、周游世界的冒险，似乎总是释放出民间的神秘野性。流苏、褶皱、大摆裙、大理石花纹的重色调，包括深蓝、深黑、大红、大绿、橘红、玫瑰红以及“玫瑰灰”，则透出中世纪的晦涩，蓄聚了岁月的大起大落与层层叠叠。这种艺术情调是欧洲最柔软的一块，连傲慢的现代资本在这里也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美学抵抗力。bobo（布波族）流行全球，作为流行文化的小资版，在很多人心目中竟形成了波希米亚（b）＋布尔乔亚（b）的最佳组合。所谓嬉皮与雅皮兼容，自由与财富两全，像资本家一样有钱，又像艺术家一样有闲、有品位、有率性自由——已成小清新、小确幸们最大梦想的调色盘。据说一个标准bobo的形象就是这样：既有蓬乱的头发又有无比讲究的内裤，既有天价皮质上衣又有超便宜的牛仔裤，既有后现代的极简主义全套家具又有老掉牙的裸铁风扇和青瓷大碗，既有出入名流会所的脸面又能接受大麻……热情万丈地做一把公益事业也时有可能。他们是一些奢华的另类，高贵的叛徒，满嘴文艺腔的当代英雄，反抗主流却早已暗中领导主流。

波希米亚终于从街头巷尾进入了沙龙和时尚杂志封面。

但他们离罗姆人的出发地已有多远？

二

当年弗兰兹·卡夫卡也许就是这样走出了查理大学，斜插过小树林，经过那家印度人的餐馆，下行约两百多步，再经过那个德国人的钟表店，进入瓦茨拉夫广场。在街口拐角处，他照例看见了操弄手摇风琴的卖糖老汉。

他也许继续沿着碎石铺就的老街向前，在一盏盏煤气街灯下走过，嗅到了那家土耳其店铺里咖啡和甜圈饼的熟悉气味，然后远远看见了市政厅大楼高高的尖顶，还有旁边的伯利恒教堂。他照例捂嘴咳嗽了，咳到自己几乎头炸欲裂的时候，听到了钟楼上自鸣钟应时的当当敲响。

一辆马车摇摇晃晃窜下来，溅起街面积水并惊飞几只鸽子，引来某个临街阳台上的狗吠。他几乎绕过了老城广场。就在广场那边，赫然耸立的市政厅大楼上，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四个人物塑像，分别象征这片土地上四个族群：“欲望”“虚荣”“死亡”“贪婪”，其中最不堪的“贪婪”当然派给了犹太人——卡夫卡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犹太崽，在这些街巷蛇行鼠窜，是这个广场上受到羞辱和指控的一个阴暗灵魂。

布拉格一片红瓦黄墙，群楼荟萃，千塔竞立，集众多教堂、城堡、宫殿、剧院、碑塔、雕绘老桥于伏尔塔瓦河两岸，任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新古典主义、新艺术运动等各种建筑风格争奇斗艳百花齐放，完全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博物馆，一个晚霞下的金色童话。它曾被无数参访者誉为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欧洲文化的聚宝盆之一。然而奇怪的是，卡夫卡在这只童话里活得并不安宁——我已在这里至少参观了他五六个旧居，都是隐在窄街小巷里的那种，采光明显不足的那种。我惊讶他的青春如此破碎，把一个窝不断地搬来搬去，东躲西藏似的，惊弓之鸟似的。是要躲避父亲、躲避某个女人，还是躲避市政厅大楼上那种日日示众的指控？

他是一个富商的儿子，却曾蜗居于黄金小巷，其实是各类杂役混居的连排宿舍，低门矮窗，狭小如穴，并在破房子里写出著名的《乡村医生》。这后面的苦涩隐情不能不让人猜想。他曾给父亲写过一封多达百多页的长信，但始终没有将信发出，直到自己死后才被人发现。这后面的故事也想必让人唏嘘和心酸。不管怎么样，种种迹象表明，他活得越来越腼腆、沉默、孤独、脆弱、惊慌、神经质，在照片上的表情如同死囚。他在美丽的布拉格不过是一个影子，一种破碎而凌乱的若有若无，以至全世界轰然震撼的那一天，他写下一篇著名的日记，只有一句话：

德国对俄国宣战了，下午去游泳。

这是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德国此前一天向俄国宣战，以配合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的进攻，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这场大战最终席卷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导致一千万人丧生，三千万人伤残，并大大改写了欧洲地图。中欧最辉煌的时代由此一去不返——这是指继神圣罗马帝国坍塌之后，哈布斯堡王朝覆灭之后，短暂的奥匈帝国也再遭肢解。作为满地碎片之一，波希米亚从此走上孤弱之旅。

很难想象，面对这样一场历史风暴，在故国家园大难临头之际，卡夫卡仍然冷漠如冰人，只是提上泳镜和泳裤走向河岸。他是不是太冷血了？是不是太缺乏社会热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不过，一个犹太少年蜗居在杂役们的破房子里，连一个父亲也沟通不了，连自己的婚姻也屡屡失败，又拿什么去撼动国家战争机器分毫？特别是身处中欧这地方，无论是德意志那样的西方强邻，还是俄罗斯那样的东方大国，都无不汹涌着对犹太人的敌意，无不出现排犹、仇犹的暗潮。他这只小蚂蚁又能做些什么？满眼望去的基督徒们几乎都相信是犹太人出卖和杀害了耶稣，都相信犹太人应对欧洲的黑死病承担罪责，更相信“贪婪”的犹太人正在吸走众生之血……这种恶感每天就昭示于市政厅那座大楼。那么德国战胜俄国，或俄国战胜德国，对于他来说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中欧最常见的双头鹰旗徽，不管西望还是东望，又能望来一些什么？

这个影子选择游泳，选择个人主义，显然不那么令人费解。

正是从这里开始，卡夫卡成为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节点。他以《判决》《审判》《城堡》《洞穴》等作品，与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一道，后来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和图腾，开启了以自我和感觉为核心的二十世纪美学大潮，孕育了日后遍及全球的文艺青年。

他生长于欧洲的“渡口”（布拉格一词的原义），也许并非巧合。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其水泱泱，其天茫茫——就像大批波希米亚人从这个渡口开始流落他乡，卡夫卡不过是沿着笔头里涓涓不绝的蓝墨水，从这里开始逃亡于内心自我。

三

个人主义美学的故乡，承受了二十世纪太多的灾难，上演了一出出现代史上惊心动魄的逆转大戏。

一九三八年十月五日，阿道夫·希特勒指挥下的德国军队战车隆隆，尘土蔽天，闪电式地成扇形突破边境线，一举占领苏台德地区，踹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德国人来了！德国人来了！……人们望风而逃。可为什么是德国？德国不正是中欧居民多年来一直向往的福地吗？不正是新教活跃的解放区，而且是本地同道们惨遭天主教镇压之后的投奔之地吗？不正是现代大牌科学家、哲学家、音乐家们扎堆式井喷，而且是中欧少年争相前往求学的希望之地吗？不正是新式工业产品层出不穷绚丽夺目，以至商人、技工、企业家们津津乐道的模范之地吗？……连卡夫卡也在学习德语，准备前往德国深造或就业。没料到经济危机一来，“老师”便翻然变脸。自一九三七年德、意、日三国最终结成法西斯同盟，走完《反共产国际协定》签署的最后一步，同盟最优先做的事，就是在慕尼黑会议上逼英、法两国妥协，切下苏台德这一块肥肉。

这一地区有大量德语人口，小说家赫拉巴尔的《我曾经侍候过英国国王》，也描述过德裔孩子如何被其他族裔孩子侵凌的故事。历史总是复杂的。英、法等听任这一变局发生，听任波希米亚流血和呻吟，也不一定没有他们的难处。但强权的逻辑一旦确立，战争机器一旦咆哮，任何形态的文明社会也不会比原始部落更少一些残忍。受害的首先是弱势一方。德军即便把这里当作伪满洲国式的“被保护国”，也开始把大批犹太人、反抗嫌疑者投入集中营和刑场，仅在布拉格西郊一个村子就杀光一百九十九名男人，差一点杀光全部孩子（仅有八个年龄最小的被领养）——后来由国际社会设定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就是为了纪念这一惊天惨剧。其实，受害的最终也少不了强势一方。就在这个苏台德，数年后因纳粹德国战败，竟有二百二十三万德语居民被新政府驱逐出境，其财产全部被没收充公——只要比较一下中国建三峡水库，耗时多年，耗资千亿，广泛动员十九个省的物力，也只安排了水库移民一百五十万——就不难明白远超此数的德语难民是个什么概念。他们净身出户，哭号于途，一时间死伤万千，并且从此沦为一块记忆空白，断不会有什么国际节日以为抚慰。

混乱的剧情还在继续。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晚，布拉格机场同意一架苏联民航客机因“机械事故”临时迫降，不料客机一降落，冲出机舱的却是数十名苏军特种兵，直扑指挥塔台和其他制高点。几分钟后，一个满员空降师乘三十多架运输机，在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下，以每分钟一架的节奏空降布拉格。由苏、匈、保、东德近三十个师组成的华约地面部队，分四个方向越过边界，合围捷军营地，逮捕执政党领袖杜布切克。一夜之间天翻地覆，让国民们再一次震惊得目瞪口呆。这些苏联佬来干什么？他们的坦克凭什么黑烟滚滚，竟在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广场横冲直撞？如果说当年德军入侵，还依仗着西方科学、工业、学术和文化的骄人气焰，那么苏联佬呢，那些愣头愣脑的大头兵，太像顿河流域的牧民和西伯利亚的农夫，一群无知的乡巴佬，是来卖土豆还是来看马戏的？

诚然，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穷棒子的政权，并从纳粹手里解救过半个欧洲；苏联把人造卫星最早送上太空，让美国也不能不忌惮几分；是苏联的经验让中欧、东欧这些红色友邦也普遍建立了国营工厂、廉租国民公寓、少年宫和工人俱乐部，福利性的医疗、教育、供暖、供水、供电系统，以至早期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同志也像很多青年一样，曾热情讴歌红色革命美好的新生活……但社会主义的乡巴佬终究魅力不够，一旦耀武扬威就更让人没法忍。正像昆德拉后来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描述的，人们对入侵者的反抗成了一幕“狂欢的节日”。这就是说，他们并未动刀动枪，甚至主要不是去怒斥，倒是围绕坦克起哄，吹口哨，大跳华尔兹，大跳踢踏舞，朗诵歌德或荷尔德林的诗篇，用扩音器播放德沃夏克和莫扎特的名曲。漂亮的姑娘们还爬上坦克，不由分说地搂住兵哥哥照相，向兵哥哥献花和献吻……整得对方面红耳赤不知所措。

与其说这是反抗，不如说更像戏弄，像取笑，像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蹂躏。事实上，英语slave（奴隶）一词源于中世纪拉丁语sclavus（斯拉夫人），是一个卑贱民族的语言胎记。特别是那些更低下一等的东斯拉夫人，叫喊“乌拉”一类蒙古语的老粗，当然更像是来自蒙古（或称亚细亚）的野蛮物种，要赢得中欧、西欧的尊重并不容易——这是二十世纪意识形态冷战所掩盖的另一个剧本。相比之下，虽然布拉格曾被纳入社会主义阵营，也有不少斯拉夫裔，但千百年下来，它毕竟一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宫所在地，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工业心脏和天主教重镇，其繁荣程度曾远超巴黎和伦敦，在文明等级的排序下一直深藏着强烈的历史记忆和内心自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政治冲突、经济落差、文化异质等诸多矛盾总爆发的一个剖面，“布拉格之春”在很多人眼里不过是一种文化回归事件，一种身份苏醒事件，是迟早都要到来的又一次欧洲史断裂。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此前的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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